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品
　　Ⅱ．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
　　……更多的使用价值显然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可能同时下降。这种矛盾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有用劳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这种生产力的变化从来不会直接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具体的有用劳动，它不再同抽去了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不管劳动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同样的时间内执行职能的同一劳动总是凝固为同一价值。但它在一定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在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在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任何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反之亦然。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即使严格地说在商品中不存在两种劳动，但是，随着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看作它的产品，或者把这个商品的价值看作它的纯客观表现，同一种劳动在商品中就同自身相对立着。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的力量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而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从另一方面看，一切劳动是人的力量在某种由特殊目的决定的生产形式上的耗费，而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或效用。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的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第18页][52]。
　　Ⅳ．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种平凡的、简单的东西。相反，我们的分析却表明，商品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的属性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的活动改变自然提供的物质，使它们变成有用的东西。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同时既是可感觉的，又是不可感觉的，它不再满足于用脚站在地上；可以说，它在其他商品面前用木脑袋倒立着，醉心于比它自己跳起舞来还要奇怪的狂想。
　　因此，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决定价值的属性。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首先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器官、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第二，说到决定价值量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劳动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消费资料所必要的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文明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注：在古日耳曼人中，一阿尔庞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来计算的。因此，阿尔庞又叫做Tagewerk〔一日的工作〕，Mannewerk〔一人的工作〕等等（Jurnale或jur－nalis，terra  jurnalis或diurnalis）。而且，在法国的某些地区今天还用《journal》作为土地的单位。]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
　　可是，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
　　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之间的体现他们的劳动的社会性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正因为如此，这些产品变成了商品，也就是说，变成了既是可感觉的又是不可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可感觉的形式。必须补充说，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个外界对象射入另一对象即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但是，价值形式和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们只有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才能找到这个现象的一个比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这可以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拜物教是同这种生产方式分不开的。
　　一般说来，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劳动。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首先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并间接地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作为价值取得等同的单一形式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不同于它们的作为使用对象的多种形式的物质存在。劳动产品分裂为使用对象和价值对象，实际上在交换已经相当广泛和重要的时候开始扩大，那时使用对象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这些对象的价值性质还在生产它们时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满足社会需要，并因而表现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表现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只是由于每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其他一切种类的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也就是说，被看作与它们相等，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彼此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的力量的耗费、作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而只有交换才能完成这一还原，使极其不同的劳动产品相互处于同等的条件下。
　　私人劳动的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以实际交易，产品交换赋予这些劳动的形式，反映在生产者的头脑中。当生产者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作为价值互相对立并发生关系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把这些产品单纯看作包含同种人类劳动的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认为他们的不同产品相等，因此也就确认他们的不同的劳动相等。他们这样做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注：因此，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时（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221页），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变成象形文字。只是在后来，人们才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自己创造的社会产品的秘密。而使用对象转化为价值，正象语言一样，是社会的产物。
　　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纯粹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使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性质、产品本身的性质的幻象。仅仅对于这种特殊的生产形式即商品生产来说，下述情况才是合理的：极其不同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就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质采取一种客体的形式，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形式，这一事实在受商品生产的机制和关系束缚的人们看来，无论在价值性质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不变的和自然的，就象空气的气态在空气的化学元素发现以前或以后没有变化一样。
　　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们在交换中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就是说，产品在他们之间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这种比例由于习惯而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就好象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似乎这些物具有按一定比例进行交换的属性，正如化学物质会按固定的比例化合一样。
　　实际上，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在它们确定为价值量时才表现出来的。这些价值量不以生产者的意志和设想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因此，在这些生产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这样一个科学真理：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错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起决定作用，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会使人感到它的存在一样。[注：“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不过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14页]。）]因此，价值量由劳动的持续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表明，价值量并不象表面上可以看到的那样是偶然决定的，但是，这一发现并没有消除那种把这个量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劳动产品本身之间的量的关系的形式。
　　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已经决定着商品流通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在的含义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是完全不变的）以前，就具有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商品价值的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已经获得的固定的形式，商品的货币形式，只是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生产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小麦、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虚假和荒唐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这些商品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金或银（这都是一回事）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理论形式，因为它们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些关系只属于商品生产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如果我们考察其他的生产形式，我们就会看到，在当前时期使劳动产品模糊不清的一切神秘性都立即消失了。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注：李嘉图本人也有他的鲁滨逊故事。在他看来，原始的猎人和原始的渔夫是按照鱼和野味的价值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交换鱼和野味的商人。在这里他犯了奇特的时代错误，他竟让猎人和渔夫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53]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那么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
　　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制家具，做工具，驯动物，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以及其他类似的琐事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消除疲劳的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也就是说，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分配自己从事各种工作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帐簿、笔和墨水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把他每天的全部活动记录下来。他的财产清册里详细地记载着他所有的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不同的劳动方式，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是如此简单明了，连博德里亚尔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其他一切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而正因为社会建立在人身依附的基础上，所以一切社会关系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同的劳动及其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以劳役、实物税和实物贡赋的形式出现。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象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的共性，它的抽象性质——也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徭役劳动者都无须请教亚当·斯密就清楚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人们在这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清楚地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的社会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自然形式。[注：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公社所有制的原始形式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或者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它们已经残缺不全。深入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这些形式中怎样产生出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人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这里有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牲畜、粮食、麻布、亚麻、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劳动的不同产品，而不是互相交换的商品。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织、缝等等，一开始就具有社会职能的形式，因为它们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象商品生产一样，有它自己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每个成员的劳动持续时间，是由随季节而改变的自然条件以及年龄性别上的差异来调节的。在这里，用劳动时间来计量个人劳动力的耗费，直接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质，因为个人劳动力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发挥作用的。
　　最后，让我们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按照商定的计划，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我们关于鲁滨逊的劳动所谈到的一切，在这里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专有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联合劳动者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仍然是社会的；但另一部分用于消费，因此必须在所有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和劳动者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为了把这种情况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劳动者得到的份额同他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在社会中的分配，精确地调节着各种职能同各种需要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计量每个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所占的份额，同时也计量每个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消费部分中所占的份额。在这里，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对他们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有用物品的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对于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因而生产者之间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于比较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并在这种物的外壳下把他们的私人劳动作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加以比较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它的资产阶级的类型，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补充。在古亚细亚的，一般说来，古代世界的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只起从属的作用，但是随着共同体接近于解体，这种作用越来越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鸠鲁的神[54]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机体在生产方面比资产阶级社会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可以说历史尚未割断把他同原始部落的天然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脐带——尚未成熟为基础，或者以专制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条件为基础。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是这些古老的社会机体的特征，因而也给整个物质生活领域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狭隘性。生产力的这一低级发展阶段观念地反映在古代各民族的宗教中。总之，只有在劳动条件和实际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社会生活只有在它一旦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并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时，它才会把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在社会上有一系列的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只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的产物。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注：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揭示了价值的真正内容，他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如何进行自己的分析的例证。他说：“既然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准确的。”（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267页）富兰克林认为，物具有价值就象物体具有重量一样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他看来，问题仅仅在于如何能最准确地估计这一价值。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既然他认为“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准确的”，他也就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把这些劳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否则，他就应该说：因为长靴或鞋子同桌子的交换只不过是制鞋业和细木制造业的交换，所以，用细木工的劳动可以最精确地估计长靴的价值！由于他一般地使用劳动这个词，他就抽象掉了不同劳动的有用性质和具体形式。
　　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这一点人们将在本书第三卷和第四卷中看到。至于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明确而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质的方面，有时从量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说法。德斯杜特说：“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的原始的财宝，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同样也很清楚，所有这些财富只是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来源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思想的要素》，第4、5部分1826年巴黎版第35、36页）（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34页）我们只指出，李嘉图赋予德斯杜特的话以更深刻的意义。一方面，德斯杜特确实说过，凡是构成财富的东西都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一切东西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自劳动的价值。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例如劳动）的价值，以便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
　　李嘉图把德斯杜特的话理解为：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富》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经常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因此，最后他不禁楞住了：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点上，德斯杜特虽然同他是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在价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却同萨伊是一致的。]（虽然分析不充分），但它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持续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产品的价值量呢？有一些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它们属于生产及其关系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生产及其关系的社会时期，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却完全同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是自然必然性。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生产以前的社会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注：“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版第11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53—154页]）最滑稽可笑的是巴师夏，他竟认为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如果人们几百年来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社会的物质基础，就象资产阶级经济构成当代社会的基础一样。也许巴师夏的意思是说，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掠夺制度吧？如果是这样，他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既然象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奴隶劳动[55]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么，象巴师夏这样的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正确无误呢？——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就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个观点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当时的经济条件表明，为什么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而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另一方面，人人都知道，唐·吉诃德由于相信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而付出了代价。]，这是丝毫也不值得奇怪的。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属性所具有的物的外观使大部分经济学家产生了幻觉，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们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长时期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既然交换价值只不过是计算在某个物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方式，它就例如象汇率一样不包含物质要素。
　　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产品所具有的最普遍、最简单的经济形式是商品形式，所有的人都习以为常，谁也没有从中看出什么诡诈的地方。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他比较复杂的经济形式。例如，重商主义体系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货币形式赋予贵金属的拜物教性质中来的。而大力夸耀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不倦地重复对重商主义拜物教的乏味的嘲笑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不也同样受到了假象的欺骗吗？它的头一个教条不就是：物（例如劳动工具）按其本性是资本，如果要想揭示它们的纯社会性质，那就是犯了违犯自然罪？最后，在许多方面非常卓越的重农学派，不也是认为地租不是从人那里取走的贡赋，相反，是自然本身给予所有者的礼物吗？但是，我们不想涉及以后的问题，仅仅再举一个关于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
　　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很感兴趣；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物，对使用价值毫不计较。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彼此之间作为买卖的物所发生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是相互把对方看作交换价值。难道你们不认为经济学家下面所说的是商品内心的话吗？经济学家说：“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财富则不然。”[注：《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16页。]“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人或共同体是富的，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珍珠或金刚石作为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注：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1825年伦敦版第165页。]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可是那些发现或发明这类化学物质并吹嘘自己看问题深刻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在这里使他们确信这种看法的正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实现。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善良的道勃雷和他对巡丁西可尔的教导：[56]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注：《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和赛·贝利责备李嘉图，说他把纯粹相对的交换价值变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恰恰相反，李嘉图是把珍珠、金刚石这种物在作为交换价值时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对性，还原为这种外表所掩盖的真实关系，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单纯表现的相对性。如果说李嘉图派对贝利的答复既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本人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任何说明。]。
　　第二章  交换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形式只是一切种类的商品的价值关系在一种唯一的商品上的反映。因此，只有在那些把商品的完成的形态当作出发点然后由此开始分析商品的人看来，“货币本身是商品”才是一种发现。对于交换运动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换运动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特殊的价值形式。有人由于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曾误认为银和金是纯粹想象的价值。由于货币在它的某些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以为货币只是一种单纯符号。
　　另一方面，这种误解确实使人预感到，在外在物的表面下，货币实际上掩盖着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只有作为在生产它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才是价值。但是，当人们只把物在特殊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所具有的社会性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特殊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所具有的物的性质看成是单纯的符号时，他们就使这些社会关系和规定具有了由所谓人们的普遍同意认可的约定俗成的虚构的意义。这是十八世纪流行的说明方法；人们既不能解释社会关系的谜一般的形态的起源，也不能解释这些形态的发展，于是他们避开这些形态，说：这些形态是人类的发明，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第36—37页]。
　　我们已经看到，在x量商品Ａ＝ｙ量商品Ｂ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好象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价形式，好象这种形式是它天然具有的社会属性。我们已经探讨了这种假象，直到它确立起来的时候为止。当一般等价形式专门同一种特殊商品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确立起来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起中介作用的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它们自己的价值表现并固定在一个与它们并存、在它们之外的商品体中。这些简单的物，即银和金，一从地底下出来，就立即表现为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第38页]。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Ⅲ．货币
　　以上我们从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个方面考察了贵金属。第一个职能，它是作为观念货币完成的；在第二个职能中，它可以由符号来体现。但是在有些职能中，它必须以其贵金属体表现为商品的实际等价物或表现为货币商品。另外还有一种职能，它可以亲自执行，或者通过代表来执行，但是它在这里在普通商品面前始终表现为它们的价值的唯一合适的化身。在所有这些场合，我们认为，贵金属同它的价值尺度职能和流通手段职能相反，执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的职能[第53页]。
　　注释：
　　[52]这里以及以下各处，在每个片断末尾注明的是原文的相应页码。——第186页。
　　[53]李嘉图在他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伦敦第4版）中提到了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欧文在阐明他的关于社会改造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家庭生活的安排来看，把居民村建设成为平行四边形或者正方形最为合理。由此产生了“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的说法。——第192页。
　　[54]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第195页。
　　[55]见注16。——第197页。
　　[56]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三幕第三场。——第199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