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大跃进：官员为何热衷“混文凭”（3）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

假文凭泛滥不要只打在造假者的身上

第一财经日报：怎么理解“假学历”乱象的背后原因？

顾海兵：这背后是我们对等级制度的一种继承。中国的历史是经过数千年来专制制度一路走过来，典型的就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人，实际上就是皇帝作为考官，这种历史这么悠久，我们骨子里还是喜欢标准化，无论是过去的皇帝也好，现在的高官也罢，人们喜欢以他们的评价作为评价。而真正的选人标准并不是掌握在几个高官手里或是某些标准之中，而是掌握在这个岗位真正干活的人的手中。

比如说，我们的高考用这么标准的答案来选人，而把真正教学的教师、把培养人的人撇在选择之外，多少年，都是用这种格式化的评价体系来选人。再扩展一下，就是所谓文凭选人。

一些发达国家总是有创造性的举措，都是干活的人去选择，比如，你要申请哈佛大学，有专门的教授委员会，对所有的申请人一个个过筛子，若干教授发表对这个学生的评价，而不是靠一张文凭或者所谓高考状元，所以，人是活的，纸上的东西是死的。

再比如，所有参加体育比赛的优秀的体育运动员，是怎么出来的，是教练员选出来的，我们是文凭论英雄，北大的文凭就怎么怎么样，北大的文凭就不能卖肉，这是非常荒谬的。

日报：学历对于人们来说感觉还是很重要。

顾海兵：公务员考试，过去，大专文凭不让考，据说大专学生闹了一下，现在大专生可以考公务员了。直到今天，在一些领域还公开歧视没有学历的人。

现在是什么事一讲就是文凭。这个岗位必须是硕士，这个岗位必须是博士，这个岗位必须有工作经验，凭什么？不管有没有工作经验，有没有文凭，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面试和笔试。尽可能给更多的人更多的机会。所以假文凭的事千万别只打在造假者的身上。

大学的指标，80%的博士，90%的博士，你什么意思？不是博士的，你要赶走啊，没有博士的大学就有问题吗？

可是没学历不等于没文化，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有文凭的人，至少20%名不副实，没有学历的人，至少20%是很有才华的，所以用文凭选人，至少会造成40%的损失。

日报：假文凭的泛滥如何解决？

顾海兵：要从根本上解决，需要很长时间，可能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出现，不过，一些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就是选择人才时，第一时间不需要说出你的学历。如果知道你是北大的，这就具有天然的优势，这是不公平的。

“野鸡大学”：法律的“盲区”

谈起6年前代理过的两起“野鸡大学”官司的代理，田坤颇有些无奈，因为官司虽然赢了，但却无法执行。

两个案子的原告都是被骗学生，第一个起诉对象是一个没有法人代表的公司，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连“野鸡大学”都称不上，也成不了被告，无奈之下，30多名受害学生不得不起诉招生的主要负责人，而负责人根本不露面。就是这样一个公司，竟然可以在学费高达1.5万到2万元的情况下招生200多人。

“一般情况下，如果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法》的话，这样的事在法院很难立案，一是被告不好找，关键是在这两个法中，没有和教育相关的内容，是一个法律空白。”不过，依据《刑法》中“诈骗罪”的相关规定，案子，法院还是受理，田坤也胜诉，但却无法执行，因为该公司的账户上根本没有钱，学生所交学费打到的是一私人账户，并非对公账户。

而第二个官司的情况和第一个比较类似，有所不同的是，该公司用北京一商业性大学联合办学的名义进行招生，但该大学却成不了被告，最终，官司赢了，而该公司的账户上只有2000元。

“虽然，依据诈骗罪可以起诉，但在整体上，法律在教育领域的相关内容还是一个空白。即便有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2004年开始实施)和1996年的暂行规定，但这些只是规章，只能作为参考，并不成为法律的主要依据。”田坤表示。

让田坤比较担忧的是，目前国内的“野鸡大学”渗透到了二级城市以及县一级别，国外的“野鸡大学”则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发展。

“如果法律继续空白的话，自然是给‘野鸡大学’迅速敛财的机会，同样，也会有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骗上当。”田坤认为。

而在法律层面缺失的情况下，田坤认为，包括教育系统在内的管理部门要想办法，去建立一个投诉的畅通渠道，让全民参与。毕竟，孩子的青春不能因为社会管理体系的不完善而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