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9年11月26日

251.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9年11月26日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曼彻斯特

1859年11月26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一寄给你一封关于这里的纠纷的长信。星期二寄给你《凉亭》和贝塔的文章。[437]现在我天天盼望你的来信，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你的信才能使我的妻子的沮丧情绪振作起来。如果在其他方面过得去的话，所有这些肮脏东西简直令人好笑。但是就我目前的处境来说，这一切象沉重的包袱压着我的家庭。

你今天会收到：

（1）拉萨尔给我的信[438]。我寄给《人民报》的声明，与奥格斯堡《总汇报》第三二五号发表的是同一个东西[注：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另一篇，有两栏篇幅，谈我对庸俗民主派的态度等等，载于汉堡《改革报》第一三九号[注：卡·马克思《致〈改革报〉、〈人民报〉和〈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我利用这个机会提到你是《波河与莱茵河》的作者，这是这些庸俗民主派坚决保持沉默的。）你从拉萨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是同福格特一个鼻孔出气，无论如何不想让柏林公众知道我反对福格特和他的宣传。

你从这封信中还可以看出，他终于决定写他的《国民经济学》[225]，但是他很聪明，要再等三个月，直到把我的第二分册[400]等到手。现在非常清楚，这个“友好的”方面千方百计使沉默的阴谋[439]不被打破，是出于什么考虑。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拉萨尔简要地谈了我对意大利事件的看法[注：见本卷第614—616页。——编者注]，同时指出：今后在这样危急的关头谁要想代表党讲话，只能在下面两者中择其一：要么他事先同别人商量，要么别人（一种婉转的说法，指你和我）就有权撇开他而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

（2）李卜克内西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你想必已经从奥格斯堡《总汇报》看到，第一，弗莱里格拉特声称，他“违反自己的意愿并且事先自己都不知道”，就被当成了告发福格特的人；第二，“他从来没有在《人民报》上写过一行东西”（他根本就不写）。科尔布先生错误地解释了李卜克内西给他的私人信并在弗莱里格拉特的这个声明之后受到科塔的非难，自然要把李卜克内西当作替罪羊。[440]而愤慨的弗莱里格拉特（法济的下属）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很不礼貌的信。附上的是李卜克内西对他的复信。

在弗莱里格拉特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手里只有一封福格特的信，日期是1859年4月1日。马克思上星期六就已同意〈着重号是我加的〉，这封信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根据。我怎么能够想到要证明他有收买的企图呢？”

虽然一方面我非常需要弗莱里格拉特给我开纽约的期票，另一方面我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想同他决裂，最后，尽管他有种种缺点，从个人来说，我还喜欢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就这几行字向他提出正式的抗议——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谁能向我担保他不会给福格特写同样的话，而福格特不会发表它呢？

他所曲解的事情是这样的：

在我和他会面时——当时谈的是布林德，而不是福格特，[注：见本卷第490页。——编者注]我对他讲（谈不上辩论，更谈不上象“马克思同意”这句话可能使人得出的结论那样，他曾经要求我说明），他自己曾经认为布林德是传单的作者，因为布林德把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也对他说了；我在5月9日和布林德会面以前，除了福格特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一封信[441]之外，对福格特的活动一无所知，——他能够记得起来，我从这封信中看到的不是收买的事情，而勿宁说是我早已熟悉的浅薄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空谈。这和他说我“同意，这封信也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控告福格特的根据”完全是两回事。我把这一切向他作了说明，并当即表示惊讶：既然布林德在《自由新闻》上把类似的信件[442]（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也包括在内）看作是物证，为什么他不要求布林德作出交代呢？我至今还没有接到他的回信，虽然他平时总是马上回信的。他很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来断绝那旧的、在他看来早已成为累赘的党的关系，而这将是很不愉快的。但是不管怎样，这样谈论问题我是必须提出抗议的。

这种臭事就谈到这里。

昨天一位托利党记者对我说，下星期他将在一家托利党的周报（我想是《每周邮报》）上证实，加里波第在当商船海员漂泊在南美洲的时候就接受了波拿巴的钱。等着瞧吧。

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附带说一下。我昨天在给《论坛报》的文章[注：卡·马克思《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编者注]中说，下次将写这里的志愿兵猎兵运动。所以，如果你能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427]，我将很高兴。

注释：

[225]指拉萨尔打算写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后来该书第一版于1864年在柏林出版，书名是《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  der  ?konomische  Julian，oder：Kapital  und  Arbeit》）。——第264、494、546页。

[400]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3—177页）出版后，根据同柏林出版商敦克尔签订的初步合同，马克思计划出版《资本》这一章作为第二分册，然后再出版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其余部分（见注209和299）。但是紧迫的党的事务使马克思未能实现这个计划，只是在1861年8月马克思才又重新进行自己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而这时他已经放弃以分册的方式出版自己的著作的计划。——第460、469、474、476、483、494、598、608页。

[427]《纽约每日论坛报》未发表恩格斯关于英国志愿兵运动的文章。后来，恩格斯为在曼彻斯特出版的周刊《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The  Volunteer  Journal，for  Lancashire  and  Cheshire》）写了一系列有关这个运动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486、496页。

[436]《海尔曼》周报从第36号（1859年9月10日）到第43号（1859年10月29日）断续地刊载了以《施梯伯》为题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揭露了曾经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注77）的组织者之一和原告方面的主要证人的普鲁士政治警察局长施梯伯的活动。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柏林通讯员的短评是这些揭露文章的作者艾希霍夫写的，曾载于1859年11月12日《海尔曼》周报第45号。——第493页。

[437]马克思提到的第一封信没有保存下来，而他在这里提到的第二封信可能是1859年11月19日的信，虽然这一天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二。——第493页。

[438]马克思指拉萨尔1859年11月20日左右写的对马克思1859年11月15日的信（见本卷第611—612页）的回信。拉萨尔在他的信中竭力劝阻马克思不要在《人民报》上发表反对福格特和布林德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60—761页）。——第494页。

[439]沉默的阴谋是资产阶级报刊围绕着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策划的。——第494、640页。

[440]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科尔布为该报1859年11月15日刊载的弗莱里格拉特的声明（见本卷第490页）加了编者按语。科尔布在按语中断言，李卜克内西在给该报的信中把弗莱里格拉特列为可能告发福格特的人之一。其实，李卜克内西只是指出，弗莱里格拉特能够同马克思一起证实，布林德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见注394）。

科塔曾是《总汇报》的出版者。——第495、619页。

[441]1859年4月初，福格特把他的政治《纲领》寄发给弗莱里格拉特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这个《纲领》中他根据波拿巴派宣传的精神，主张德意志联邦国家在即将发生的法奥战争中保持中立。弗莱里格拉特曾经把福格特给他的信和《纲领》拿给马克思看过。见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506页）。——第495、617页。

[442]指布林德的文章《康斯坦丁大公——匈牙利未来的国王》（见注367）。——第496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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