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1年6月20日

　　霍布根
　　1881年6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我今天中断了别的工作，终于打算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可是真见鬼，客人一个接着一个，因此我剩下的时间已经未必够在邮局关门前给你写封短信了。所以，只能简略地谈谈。
　　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你的儿子[注：阿道夫·左尔格。——编者注]。半年多来，咳嗽、感冒、咽喉痛和风湿病使我深居简出，回避社会交往，所以我和他大约每星期进行一次随便的短时间的谈话，我发现，他对我们观点的领会头际上比看起来的要好得多。总之他是一个有才能的、能干的青年，并且很有学识，性格可爱，而最主要的是精力充沛。
　　刚刚离开我的最后的客人是菲勒克和他的新婚妻子[注：劳拉·菲勒克。——编者注]——她娘家也姓菲勒克。这位先生从美国回来以后[165]，我没有见过他。前几天他让考茨基带着各种文据（其中一份是李卜克内西写的，他自己签了字并代表倍倍尔签了字）来要我签字。这些文据都涉及到通过菲勒克与《纽约人民报》等就林格瑙的遗产[193]问题所达成的某些协议。我拒绝签字，因为象我声明过的那样，我只能通过我们的全权总代表左尔格就这件事情进行谈判。同时，我向菲勒克声明，按照我的意见，首先应当从仍保留在纽约的在美国募集的全部捐款的剩余部分中给你拿出一百二十美元，以便付给圣路易斯的律师。菲勒克今天通知我说，他已立即向纽约方面发出了相应的指示，而在莱比锡人面前由我承担责任。他来得很适时，否则明天我就会向莱比锡发出正式抗议书，反对莱比锡党的领导人的行动方式，因为在这件事上他们至今的态度是好象他们有权单独决定一切似的。
　　事后菲勒克对我说，你要求补偿你所花费的八十美元。我对他说，我们这些遗嘱执行人认为，如果诉讼失败，在诉讼结束后给你补偿，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还在收到你寄来的那本亨利·乔治的书[注：亨·乔治《进步和贫困》。——编者注]以前，我已经得到了另外两本：一本是从斯温顿那里得到的，一本是从威拉德·布朗那里得到的；因此，我把一本给了恩格斯，另一本给了拉法格。今天我只能非常简单地谈一下我对该书的意见。
　　这个人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他根本不懂剩余价值的本质，因此，就按照英国人的榜样，在关于剩余价值的已经独立的部分的思辨中，即在关于利润、地租和利息等等的相互关系的思辨中兜圈子，而他思辨的水平甚至比英国人还要低。他的基本信条是：如果把地租付给国家，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到过渡措施[194]的地方，你也能找到这种要求）。这本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它最早（撇开十八世纪末提出的类似要求不谈）是由李嘉图的第一批激进的信徒在他刚去世以后提出来的。1847年，我在一篇反对蒲鲁东的著作里曾经谈到这一点：“穆勒（老穆勒，不是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后者仅仅是略微变换形式地加以重复）、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求地租由国家占有以代替捐税，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的一个无用的累赘。”[195]
　　如上所述，我们自己也把国家占有地租看做其他许许多多过渡措施中的一种。这些措施，如《宣言》也指出的，充满了内在的矛盾，这是必然的。
　　但是，第一个把激进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种要求变为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并且宣称这种措施可以解决现代生产方式中所包含的种种对抗的人，是科兰。他生于比利时，当过拿破仑的骠骑兵军官，在基佐当权的后期和小拿破仑[196]执政的初期，他住在巴黎，写了一部多卷本的关于他的这个“发现”的专著[注：让·吉·塞·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编者注]以造福世界。他还有另一个发现，就是：虽然没有上帝，但是有“不灭的”人的灵魂，而且动物“没有感觉”。如果动物有感觉，即有灵魂，那末我们就是食人生番，在地球上就不可能建立正义的王国。他的少数残存的信徒，多半是比利时人，多年来每月在巴黎的《未来哲学》杂志上宣扬他的“反土地私有论”和有灵魂论等等。他们自称“有理性的集体主义者”，并且吹捧这个亨利·乔治。
　　普鲁士的银行家、曾做过彩票收集者的东普鲁士人萨姆特（这是一个大傻瓜），继他们之后独立地也拼凑了关于这种“社会主义”的一大本书[注：阿·萨姆特《社会学说》。——编者注]。
　　从科兰算起，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丝毫不触动雇佣劳动，也就是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想以此哄骗自己或世人，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一定会自行消灭。可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
　　亨利·乔治的论调显然也露出了这种狡猾的，同时也是愚蠢的用心。这对他来说是更加不能原谅的，因为他本来应当相反地提出问题：在美国，广大人民曾经相对地，即同文明的欧洲比起来，容易得到土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地）现在还是这样，那末怎样解释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对工人阶级的奴役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得更迅速、更无耻呢？
　　另一方面，乔治的书以及它在你们那里引起的轰动，其意义在于，这是想从正统的政治经济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是不成功的尝试。
　　看来，亨·乔治根本不了解那些与其说是理论家不如说是实践家的早期美国抗租者[197]的历史。不过，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也是一个天才的美国式的广告家），例如他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的论加利福尼亚的文章[198]就能证明这一点。他还有一种令人讨厌的傲慢无礼、自命不凡的态度，这是所有这些发明灵丹妙药的人的显著特点。
　　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不幸得很，我妻子[注：燕妮·马克思。——编者注]的病是不治之症。过几天我同她到海滨的伊斯特勃恩去。
　　致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卡·马克思
　　注释：
　　[165]弗·弗里茨舍和路·菲勒克于1881年2—5月访问了美国，这是德国社会工人党根据1880年8月20—23日举行的维登代表大会的决议派他们去的。访问的目的是进行宣传并募集党的经费。虽然他们在美国召开的群众大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他们为党募集了一千三百马克，但恩格斯认为，他们在访问期间，把“党的立场降低到庸俗民主派的和道貌岸然的庸夫俗子的水平”，这是“不管用什么样的美国金钱”都无法补偿的，认为把他们派往美国是一种失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恩格斯1883年5月10—11日和1884年1月18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第164、190、442页。
　　[193]1876年3月18日，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林格瑙遗嘱把将近七千美元——自己的一半财产——交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他指定了奥·倍倍尔、约·菲·贝克尔、威·白拉克、奥·盖布、威·李卜克内西和卡·马克思为遗嘱执行人。林格瑙1877年8月4日在圣路易斯逝世之后，他的遗嘱执行人曾设法把他留下的这笔遗产转交给党来支配。但是俾斯麦通过外交压力终于阻止了把林格瑙遗产转交给社会民主党。——第190页。
　　[19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90页。——第191页。
　　[195]马克思援引自己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87页）。——第192页。
　　[196]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1851年法国立法议会的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1852年，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Napoléon  le  Petit》）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第192页。
　　[197]抗租者（anti-renters）是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纽约州那些拒绝向大土地占有者交租并要求把农场全部卖给他们的土地租佃者的称呼。租佃者对企图用暴力来收租的收租人进行了武装反抗。规模最大的租佃者的风潮发生在1836到1845年间。租佃者和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以妥协告终：1846年以后大土地占有者开始逐渐把自己的土地卖给租佃者。——第193页。
　　[198]马克思可能指的是发表在1880年8月的《大众科学月刊》（《The  Popular  Seience  Monthly》）上的亨·乔治的文章《卡尼在加利福尼亚的宣传鼓动》（《The  Kearney  agitation  in  California》）。——第193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