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年3月18日)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年3月18日)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6年3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正埋头于校订《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现在这个英译本终于就要出版了。但是李卜克内西基金[454]的事情很紧迫,所以我不得不抽出一点时间,迅速答复你的来信。现随信附上我的捐款——伦敦“联合银行”十英镑支票一张。
  谢谢你寄来关于非常法和烧酒专卖的辩论材料[455]以及《公民报》。
  在非常法的辩论中反映出来的国会党团多数派先生们的情绪,是令人惊奇的。他们想干而又不敢干,他们仍然不得不发表一些比较慎重的意见,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总的说来,辩论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因为辛格尔由于伊林格事件不得不发表激烈的讲话。总之,这些人,其中也有弗罗梅,当他们不得不保护自己或自己的选民免受警方迫害时,他们的讲话总是很不错的;这时庸人习气就掩盖起来了。而他们最坏的品质之一正是这种庸人习气:力图说服对手而不是与之斗争,因为据说,“我们的事业是如此崇高和正义”,任何一个庸人只要真正理解了这个事业,就必定会赞同我们。只诉诸于庸人的温情,而看不见和不愿意看见不知不觉被这种温情所支配的利害关系,这也是德国特有的庸人习气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英国或者法国,这不论在议会里和在著作界,都是不可思议的。
  象烧酒辩论这样极其枯燥无味的辩论,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了。甚至班贝尔格尔的拙劣的俏皮话,也比平常的要拙劣得多。因此,舒马赫讲得枯燥,也就无关紧要。他的“国有化”拥护者的马脚暴露无遗了。李希特尔援引统计材料的演说还算是最好的。
  关于李卜克内西的演说[456],我还不能根据《公民报》的报道进行评论。这里一切要看讲话的语气,要看对某个问题是怎么讲的,而这一切在一个简短的报道中是看不出来的。
  你谈到的考茨基的报道,我不知道。至于海德门,2月8日他在特拉法加广场和海德公园发表的演说,其害处远远超过了益处。[432]革命狂叫,在法国是作为一种过了时的废话而出现的,还不致带来什么危害,但是在英国,在群众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纯粹是胡闹,它会把无产阶级吓跑;这只会怂恿那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只能被理解为号召抢劫,而随后就发生的抢劫在长时期内使社会主义在这里的工人心目中威信扫地。至于说用这种方式似乎会引起公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那是你们在德国还不了解:上百年来的出版和集会自由以及与之有关的宣传,已经使公众对这种方式的敏感性迟钝到了何等程度。的确,资产者最初的惊骇是十分可笑的,竟然为失业者募捐了约四万英镑(总数约为七万英镑),但是所有这些钱都挥霍光了,没有人再掏腰包了,而贫困依然如故。得到的结果只是资产阶级公众把社会主义和抢劫看成是一回事,即使这不会使情况大为恶化,但也决不是我们的胜利。如果你认为海德门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敢,那这只是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我从莫利斯和其他人那里得知,海德门是个胆小鬼,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正是这样。这并不妨碍他由于本身的过错而陷入险境时用自己的叫喊掩盖自己的怯懦,并向全世界大喊大叫,宣扬一些极端凶恶的胡言乱语。不过这使他成为一个对他的同伙来说是特别危险的人物——无论是他的同伙,无论是他自己,都永远不能预先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情。幸而整个这件事情在这里已经被忘掉了一半。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六个多月的繁荣期将要结束。商业复苏的唯一前景——这至少对制铁业来说是直接的,对其他部门则是间接的——是中国的铁路建设可能开放;这样,这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但是,只要六个月,这个前景就会结束,然后我们也许又要经历一次急性的危机。除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垄断地位的崩溃而外,新的交通联络工具,如电报、铁路、苏伊士运河和取代了帆船的轮船等,也促使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遭到破坏。如果中国今后将开放,那末不仅最后一个安全阀门将被关死,而且中国将开始大批向外移民,仅仅这一点就会在整个美洲、澳洲和印度的生产条件方面引起革命,甚至也许会触及到欧洲——如果这里的情况一直延续到那个时候的话。
  俾斯麦确实非常嚣张。但贯彻其始终的只是:要更多的钱!他的种种最疯狂的举动肯定无疑地总是要求拨款。而民族自由党的先生们[178]看来真是狂热地希望给他提供更多的钱。
  在法国取得了新的胜利。卡梅利纳就德卡兹维耳事件提出的质询[457]引起了三天的辩论,星期六[注:3月13日。——编者注]否决了关于转入议事日程的七个动议,直到最后激进派先生们[342]和政府就一项在法国议会史上闻所未闻的决议达成协议为止。该决议已于星期一通过。议院相信政府将提出把一切必要的改善措施列入矿业立法,并在对待德卡兹维耳事件的态度上将以国家法律和劳动利益为准则,在这以后议院转入议事日程。
  劳动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另外,整个决议是针对依靠国家租让而存在的公司的,现在这种公司看到,这种租让的条件现在转过来对付它了。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纸上的东西,但作为第一步已经足够了。法国的整个政治局势由于三个工人的行动而起了根本的变化。激进派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是民族法兰西社会主义的代表,是蒲鲁东和路易·勃朗残余分子的代表,但是他们作为内阁阁员的候选人必须保证自己也能获得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现在不得不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他们对工人议员采取的那种冷淡的、一开始几乎就是敌对的态度,使工人群众当中的坚冰破裂了;工人们现在除了看到“有教养的”激进派之外,还看到了真正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并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激进派(包括克列孟梭在内)要么放弃当部长的念头并跟着巴利和卡梅利纳走,要么在下次选举中处于困境。劳资问题突然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还是一种很低级的形式(工资水平、罢工权、可能还有矿山的合作开采),但问题一经提出,要取消就办不到了。法国工人由于自己的历史和我们的同志在近两年中所进行的卓越活动而已经非常成熟,所以德卡兹维耳罢工这样的事件和激进派把三名工人列入自己的竞选名单这样的蠢举就足以引起爆炸。现在法国的形势将发展得很快;你从巴黎、里昂等市政厅关于拨款给德卡兹维耳罢工工人的决议中就可以断定,激进派已经恐慌万状了。这也是闻所未闻的。
  如果你的嗓子不好,那就不要去美国了。[416]那里通常对声带的要求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不过,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秋天将在这里同你见面。
  邮班就要截止了。我已经来不及把这封信寄成挂号信了。请用明信片告诉我支票是否收到。
  你的  弗·恩·
  注释:
  [178]指民族自由党。该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由于资产阶级的进步党的分裂而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它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在德国统一以后,民族自由党彻底形成为大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工业巨头的政党。民族自由党的国内政策愈来愈具有效忠君主的性质,因此民族自由党实际上放弃了它从前提出的自由主义的要求,包括1866年纲领中提出的必需“首先捍卫预算法”的要求。——第160、208、456、467页。
  [342]激进派是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党团。它是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即“甘必大派”)的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党团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该党抛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废除参议院,政教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它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克列孟梭是激进派的首领。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为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第344、354、369、438、440、442、445、452、456、458、470、475、499、516、524、540、687、701页。
  [416]这里谈的是关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打算到美国去的事,目的是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募集经费。旅行是在1886年8—12月进行的。李卜克内西,还有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爱德华·艾威林参加了这次旅行(见注489)。——第410、418、458页。
  [432]1886年2月8日,支持保守党人的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中的一些保护关税税率的拥护者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集会。与这个集会相对立,社会民主联盟(见注229)为反对保守党人关于拥护保护关税税率的鼓动,组织了失业者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游行进行中,加入游行行列的一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开始捣毁和抢劫商店(见本卷第432—433页和第435—438页)。后来警察逮捕了联盟的领导人海德门、白恩士、秦平和威廉斯,他们被指控发表了“叛乱性的言论”。但是1886年4月7—10日进行审判的结果,他们都被宣告无罪。——第431、432、435、455、462页。
  [454]由于1886年3月29日将是李卜克内西的六十寿辰,一些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议员(奥艾尔、倍倍尔和辛格尔等)建议筹建基金,来帮助他及其家庭。倍倍尔在3月9日的信中给恩格斯附去了请求为这一基金捐款的呼吁书。——第454页。
  [455]1886年2月18—19日和3月4—5日,帝国国会讨论了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23)和关于烧酒专卖的问题。在2月18日的会议上辛格尔揭露,警探伊林格化名马洛夫钻进了一个柏林工人联合会,他挑动工人采取恐怖行动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在关于烧酒专卖问题的辩论中,欧·李希特尔(3月4日)证明说,专卖只有利于容克,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代表格·舒马赫虽然也发言反对实行烧酒专卖(3月5日),但却支持关于“公益机构”(铁路等)国有化的措施。——第454页。
  [456]看来恩格斯指的是李卜克内西1886年3月8日在柏林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李卜克内西在这次演说中驳斥了政府当局关于反社会党人法对社会民主党具有“教育意义”的说法,同时还揭露了有人妄想把实行国家烧酒专卖描绘成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措施。
  下面提到的考茨基关于1886年2月8日伦敦事件的报道,载于1886年2月21日维也纳报纸《德意志周报》第8号,标题是《伦敦的工潮》(《Arbeiterunruhen  in  London》)。——第455页。
  [457]恩格斯指的是法国众议院对卡梅利纳就德卡兹维耳罢工(见注438)提出的质询的讨论。3月15日,议院以379票对100票通过了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由左派提出的决议。——第456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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