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3月上半月）

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3月上半月）  

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再论实现论问题（1899年3月上半月）

《科学评论》杂志今年（1899年）1月号上，刊载了我的《市场理论问题述评（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论战）》，在我这篇文章后面是彼·伯·司徒卢威的文章《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市场问题（评布尔加柯夫的书和伊林的文章）》。司徒卢威“在很大程度上是驳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和伊林的理论”的（他的文章第63页），并且说明了他本人对马克思的实现论的看法。

在我看来，司徒卢威同上述作者进行论战，与其说是由于实质性的意见分歧，不如说是由于司徒卢威错误地理解了他们所捍卫的理论的内容。第一，司徒卢威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同马克思的实现论混为一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因此生产和消费应当适应；而马克思则通过分析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怎样进行的，也就是说，产品是怎样实现的[注：见我的《评论集》第17页及其他各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2—123页及其他各页。——编者注）。]。无论是马克思或者是司徒卢威与之进行论战的阐述马克思理论的作者，不仅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得出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结论，相反，他们都着重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不能不在资本主义的实现中表现出来。[注：同上，第20、27、24页及其他各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5—126、133—134、129—131页及其他各页。——编者注）。]第二，司徒卢威把抽象实现论（他的论敌正是评述了这一理论）同某个国家某个时期资本主义产品实现的具体历史条件混为一谈。这和有的人把抽象的地租论同某个国家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条件混为一谈是一样的。从司徒卢威的这两个基本的谬误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为了弄清这些误解，必须对他的文章的某些论点加以分析。

1.我认为在叙述实现论时，必须特别谈到亚当·斯密，司徒卢威不同意这种意见。他写道，如果追溯到亚当，那么应当谈的就不是斯密，而是重农学派[15]。不，这是不对的。亚当·斯密并不是只限于承认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真理（重农学派也知道这个真理），他还提出了社会资本和社会产品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如何按价值[注：顺便提一下，在《科学评论》上我那篇文章中，“价值”（“стоимость”）这一术语都被改为“价值”（“ценность”）了。这不是我改的，而是编辑部改的。我觉得用这个术语或那个术语的问题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必须指出，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一直都是用“价值”（“стоимость”）这个术语。]得到补偿（得到实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虽然马克思完全承认在重农学派的学说（如魁奈的《经济表》）中，有些原理“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注：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第3版。马克思所写的一章第270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1页。——编者注）。]，承认亚当·斯密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重农学派倒退了一步（《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12页脚注32）[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8页脚注（32）。——编者注]，但是，他在概述实现问题的历史时，对于重农学派只用了那么一页半的篇幅（《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50—351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8—399页。——编者注]，而对于亚当·斯密却用了30多页的篇幅（同上，第351—383页）[注：同上，第399—434页。——编者注]，详细分析了后来整个政治经济学所承袭的亚当·斯密的基本错误。可见，之所以必须谈到亚当·斯密，正是为了要说明一切重复斯密错误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实现论。

2.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他的书中完全公正地说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商品流通混为一谈，而马克思则确定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司徒卢威认为布尔加柯夫先生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出于误解。我看恰恰相反，误解的并不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而是司徒卢威。事实上，司徒卢威是怎样反驳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呢？驳得非常奇怪，他用重复布尔加柯夫的论点来反驳布尔加柯夫。司徒卢威说：不能认为马克思是关于产品可能在本社会内部实现的实现论的拥护者，因为马克思“严格区分了简单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第48页）。但是要知道，这正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说的啊！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说成是重复了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这一真理。因此，布尔加柯夫先生完全正确，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的争论是“空洞的、经院式的辩论”，因为争论的双方都把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流通混为一谈，双方都重复了亚当·斯密的错误。

3.司徒卢威毫无根据地把实现论叫作按比例分配的理论。这是不确切的，而且必然会引起误解。实现论是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如何进行的抽象[注：见《科学评论》上我的那篇文章第37页（见本卷第40—41页。——编者注）。]理论。这个抽象理论的必要前提是：第一，要把对外贸易即国外市场抽象出去。但是，实现论把对外贸易抽象出去，决不是说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社会曾经存在过或者能够存在[注：同上，第38页（见本卷第41—42页。——编者注）。参看《评论集》第25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2页。——编者注）：“我们是不是否认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呢？当然不是。然而，国外市场问题和实现问题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第二，抽象的实现论假设而且应当假设，在资本主义的各生产部门之间，产品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实现论这样假设决不是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总是按比例分配或者能够按比例分配[注：“不但补偿额外价值的产品，而且补偿可变资本……而且……不变资本的产品……都只是在‘困难’中，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经常波动中……实现的。”（《评论集》第27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3页。——编者注））也许，司徒卢威会说，这段话这样说，另外几段话，例如第31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8页。——编者注）又说：“……资本家能够实现额外价值”，这不是矛盾吗？……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因为我们谈的是抽象的实现论（而民粹派搬出来的正是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抽象理论），所以必然得出实现是可能的这种结论。但是在叙述抽象理论时，必须指出实际的实现过程所固有的矛盾。我在文章中指出的就是这点。]。布尔加柯夫先生把实现论和价值论相比是完全正确的。价值论假设而且应当假设供求是平衡的，但是，价值论决没有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会出现或者可能出现这种平衡。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规律一样，实现规律“只能通过不起作用而起作用”（司徒卢威的文章第56页引用的布尔加柯夫的话）。平均利润率的理论，实质上也是假设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生产是按比例分配的。但是司徒卢威并没有根据这一点就把这个理论叫作按比例分配的理论！

4.我认为马克思指责李嘉图重复亚当·斯密的错误是公正的，司徒卢威不同意我的意见。司徒卢威写道：“马克思错了。”但是马克思从李嘉图的著作中直接引证过一段话。（《资本论》第1版第2卷第383页）[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2页。——编者注]司徒卢威无视这段话。马克思在下一页上引证了拉姆赛（Ramsay）的意见，拉姆赛正好也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错误。我也指出了李嘉图著作中的另一段话，他在那里直截了当地说道：“每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产品都分为三部分：计件工资、利润和地租。”（这里错误地漏掉了不变资本。见《李嘉图全集》，季别尔译，第221页）司徒卢威对这段话也避而不谈。他只引证了李嘉图的一个脚注，这个脚注指出萨伊关于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说法是荒谬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9章阐明从实现论得出的结论时，所引证的正是李嘉图的这个脚注，并且就这个脚注写道：“此外，我们在以后”（显然是指尚未出版的《资本论》第4卷[16]）“将会看到，李嘉图也从来没有反驳过亚当·斯密对商品价格的错误分析，即把商品价格分解为各种收入（Reve-nuen）的价值总和。李嘉图对这种分析的错误并不介意，并且在他自己进行分析时，认为只要把商品价值的不变部分‘抽象掉’，这种分析就是正确的。有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思想方法”（即斯密的思想方法。《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7页。俄译本第696页）[注：同上，第25卷第951页。——编者注]。请读者来评一评，究竟马克思对还是司徒卢威对：马克思说李嘉图重复了斯密的错误[注：李嘉图同意斯密关于单个资本的积累的错误见解，从这件事也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马克思这种评价的正确性。李嘉图认为额外价值的积累部分完全用于工资，其实它是用于（1）不变资本和（2）工资。见《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11—613页，第22章第2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5—648页。——编者注）。参看《评论集》第29页脚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6页。——编者注）。]，司徒卢威说李嘉图“透彻地〈？〉了解社会总产品不限于工资、利润和地租”，李嘉图“无意地〈！〉把构成生产费用的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抽象掉”。透彻地了解但同时又无意地抽象掉，这是可能的吗？

5.司徒卢威不但没有驳倒马克思提出的李嘉图承袭了斯密的错误的这一论断，而且他本人在自己的文章中也重复了这个错误。司徒卢威写道：“真奇怪……竟认为把社会产品这样或那样地划分为不同的范畴，就能够对实现的一般了解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实现过程中，被实现的产品的各部分的确都采取收入（总收入）的形式，而古典学派也把它们看作了收入。”（第48页）问题正在于不是被实现的产品的各部分都采取收入（总收入）的形式；马克思所阐述的也正是斯密的这个错误，马克思指出，有一部分被实现的产品，从来不采取而且也不能采取收入的形式。这就是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这种不变资本是用来制造生产资料的（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例如，农业上需要的种子从来不采取收入的形式；采煤用的煤也从来不采取收入的形式，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不从总产品中把只能作为资本、永远不能采取收入形式的那一部分划分出来，就不可能了解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过程。[注：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俄译本第69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0—951页。——编者注），论总产品和总收入的区别。]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部分社会产品必然比其他各部分社会产品增长得快些。只有用这条规律才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国民财富增长得异常迅速，而人民消费却增长（如果增长的话）得极其缓慢。

6.司徒卢威“完全不理解”马克思划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为什么“对实现论是必要的”，以及我为什么“特别坚持”这种划分。

司徒卢威之所以不理解，一方面是由于单纯的误解。第一，司徒卢威自己也承认这种划分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所包括的是全部产品，而不仅是各种收入。另一个优点是，它把对实现过程的分析和对单个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合乎逻辑地联系起来了。实现论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如何进行的。既然如此，可变资本的作用应当与不变资本的作用根本不同，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补偿可变资本的产品最后应当转换成工人的消费品，满足工人的日常消费。补偿不变资本的产品最后应当转换成生产资料，应当作为再进行生产的资本加以使用。因此，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区分开，对实现论是绝对必要的。第二，司徒卢威之所以产生误解，是因为他在这里也是完全任意地和错误地把实现论理解为产品按比例分配的理论了（着重参看第50—51页）。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再说一遍，这样去理解实现论的内容是不正确的。

司徒卢威之所以不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必须把马克思理论中的“社会学的”范畴和“经济学的”范畴区分开来，并且对这个理论作了一些一般性的批评。关于这一点，我应当说：第一，所有这一切与实现论问题毫不相干；第二，我认为司徒卢威的区分是不清楚的，也看不出这种区分有什么实际用处；第三，司徒卢威说：“毫无疑问，马克思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的理论的“社会学原理”同对市场现象的分析有什么“关系”，“《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所阐述的价值学说[注：价值学说原文为：учение　о　ценности。——编者注]无疑是有矛盾的”。[注：我准备把卡·考茨基对价值论的最新的阐述同司徒卢威上面的话作一个对照，考茨基说明并指出，平均利润率规律“没有消灭价值规律，而只是使它变了形”（《土地问题》第67—68页）。我们不妨提一下考茨基在他的这部名著的序言中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声明：“如果说我在这本书里面发挥了新的、有益的思想，那么我首先应当感谢我的两位伟大的导师；我之所以极想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近来甚至在我们自己人中间，也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我认为，这种怀疑论的形成，与其说是由于引起争议的学说的本质，不如说是由于怀疑论者本身的特点。我得出这种结论，不仅是根据对怀疑论者的反对意见进行分析的结果，而且也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我的……活动的初期，我完全不同情马克思主义。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是抱着批判的和不相信的态度，就象现在那些高傲的、瞧不起我那种教条主义狂热的人一样。只是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我才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无论是当时或者后来，每当我对某一原则性问题发生怀疑时，最后我总是确信：错的是我，而不是我的导师。由于对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使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每一次对问题作新的研究，每一次对自己的观点重新思考，都增强了我对这个学说的信念，巩固了我对这个学说的认识，而把传播和运用这个学说当作我毕生的任务。”]我认为他这种说法不仅是值得商榷的，甚至简直是错误的。司徒卢威的这些话完全是无稽之谈。这不是论证，而是命令。这是新康德主义者蓄意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批评[注：顺便谈一谈司徒卢威所如此迷恋的这个（未来的）“批评”。当然，任何思维健全的人一般地都不会反对批评。但是很明显，司徒卢威却重复着自己的心爱的思想，即用“批判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自然，我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可能在这里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的问题，因此只能发表下述的意见。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至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用新康德主义[17]丰富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好处。他们甚至没有完成首先落在他们肩上的任务，即详细地分析和驳斥恩格斯给予新康德主义的否定评价。相反，那些不是回到康德那里去，而是回到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心主义那里去的学生，却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指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个最新发展的合理的必然的产物。我只须举出俄文书刊中别尔托夫先生的著名著作和德文书刊中的《唯物主义史论丛》（1896年斯图加特版）就够了。[18]]的先期成果。这种批评将起什么作用，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的，但是目前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对实现论问题没有起什么作用。

7.关于《资本论》第2卷第3篇马克思的公式的意义问题，司徒卢威说，通过各种最不相同的方法来划分社会产品，都可以很好地阐述抽象的实现论。这种令人吃惊的论断，完全是出于司徒卢威的基本误解，以为实现论可以用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老生常谈来“透彻地阐述”（？？！）。只是由于这种误解，司徒卢威才能写出这样的话来：“这些〈被实现的〉商品在生产、分配以及其他方面的作用如何，它们是不是资本〈原文如此！！〉，是什么资本，是不变资本还是可变资本，对于这个理论的实质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第51页）商品是不是资本，对于马克思以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为内容的实现论来说竟无关紧要！！这正如说，农村居民是不是分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对于地租论的实质来说无关紧要，因为这个理论归结起来只是指出不同地块的不同肥沃程度。

只是由于同样的误解，司徒卢威才能断言：“可以使社会消费要素之间的实物的相互关系（物的社会交换）得到最清楚的说明”的，不是马克思对产品的划分，而是以下的划分：生产资料＋消费品＋剩余价值[注：剩余价值原文为：прибавочная　ценность。——编者注]（价值应为：стоимость，第50页）。——物的社会交换表现在哪里呢？首先表现在以生产资料交换消费品上。既然把剩余价值从生产资料和从消费品中单独抽出来，怎么能够表现这种交换呢？要知道剩余价值不是体现在生产资料中，就是体现在消费品中！这种不合逻辑的划分（因为它把按照产品实物形式的划分同按照价值要素的划分混淆起来了），使物的社会交换过程模糊起来，这难道不明显吗？[注：请读者注意：马克思把社会总产品按产品的实物形式分为两个部类：（I）生产资料；（II）消费品。然后又把这两个部类的产品各按价值要素分为三部分：（1）不变资本；（2）可变资本；（3）额外价值。]

8.司徒卢威说，我把萨伊和李嘉图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第52页），——生产和消费协调的理论（第51页），即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从发展到最后灭亡的学说绝对矛盾的理论（第51—52页），强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因此，我对马克思在第2卷和第3卷所强调指出的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无限扩大和人民群众的有限消费的矛盾所作的“十分公正的论断”，“就完全抛弃了”我“在其他场合所捍卫的那个……实现论”。

司徒卢威的这个论断，同样是不对的，同样是由于上述误解造成的。

司徒卢威认为，我不是把实现论理解为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而是把它理解为仅仅说明产品是用产品来交换的理论、生产和消费相协调的理论，这是从何说起呢？司徒卢威根据对我的文章的分析，本不该说我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理解实现论的，因为我直截了当地说过，我正是在前一种意义上理解实现论的。在《评经济浪漫主义》这篇文章中，在说明斯密和西斯蒙第的错误那一节里有这样一段话：“问题正在于如何实现，即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补偿的。因此，把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应该是谈论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也就是谈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出发点。”（《评论集》第1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23页。——编者注]“实现问题也就是分析社会产品的各部分如何按价值和物质形态补偿的问题。”（同上，第26页）[注：同上，第132页。——编者注]司徒卢威说（好象是针对我的），那个使我们感到兴趣的理论“表明了实现的内部结构……因为这种实现正在进行着”（《科学评论》第62页），这岂不是在重复同样的东西吗？我曾经说，实现“只是在困难中，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加剧的经常波动中，在激烈的竞争中”（《评论集》第27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3页。——编者注]进行的。我曾经说，民粹派的理论“不仅表明它对这种实现毫不了解，而且也说明它对这种实现所特有的矛盾的理解极其肤浅”（第26—27页）[注：同上。——编者注]。我曾经说，产品的实现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这种实现“当然是一种矛盾，但这正是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本质中产生的”（第24页）[注：同上，第130页。——编者注]，它“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殊的社会结构的：前者”（即使命）“正是在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为生产而生产）；后者”（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则使居民群众不能利用生产力”（第20页）[注：同上，第126页。——编者注]，——我所说的这些话，难道同我所捍卫的那个实现论有矛盾吗？

9.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问题，看来我们同司徒卢威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既然司徒卢威说，马克思的原理（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本身带有整个马克思体系的明显的论战性烙印。这个原理是有偏向的……”（第53页），那么我就要对这种说法的不恰当和欠公允说几句话。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这是事实。这个事实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归根到底也是与消费相联系并且以消费为转移这个事实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学说上的矛盾，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马克思的实现论之所以具有极大的科学价值，正是因为它说明了这种矛盾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并且把这种矛盾摆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体系”所以带有“论战性”，并不是因为它“有偏向”[注：亚·斯克沃尔佐夫之流的先生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的理论有偏向这一典型例子，本应使人警惕，不该滥用这种词句。]，而是因为它的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因此，如果不领会“马克思体系”的“论战性”，那么现在和将来都不能领会“马克思体系”，因为这个体系的“论战性”正是资本主义本身的“论战性”的确切反映。

10.司徒卢威问道：“实现论的实际意义何在呢？”他还引证了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意见：尽管危机重重，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存在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在全世界范围内增长着。”司徒卢威反驳说：“这种论证完全没有根据。问题在于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根本不是在布尔加柯夫所设想的那种理想的或孤立的而且能够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而是在极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互相冲突的世界经济舞台上进行的。”（第57页）

因此，司徒卢威的反对意见可以归结为：实际上实现不是在孤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的，而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即通过向别的国家销售产品来进行的。不难看出，这种反对意见的根据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不是限于国内市场（“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而是根据国外市场，如果我们设想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几个国家，那么，实现问题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我们认为资本家不会把自己的商品抛入大海或者白送给外国人，如果我们撇开个别的、特殊的情况或时期，那么很明显，我们应当承认输出和输入是相当平衡的。如果某一个国家输出了某种产品，“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得到实现，那么它同时也要输入其他的产品。根据实现论的观点，必须承认：“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Artikel——商品〉”（《资本论》第2卷第46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8页。——编者注]我在《科学评论》第38页上引用过[注：见本卷第42页。——编者注]）。我们就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的情况来看，实现过程的实质都不会有所改变。所以，司徒卢威在反驳布尔加柯夫先生时，是重复了民粹派原先的错误，就是把实现问题同国外市场问题联系起来了。[注：我在《评论集》第25—29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31—135页。——编者注）已经对民粹派的这个错误作了分析。]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毫无共同之点。实现问题是与资本主义的理论有关的抽象问题。我们无论就一个国家或就全世界的情况来看，马克思所揭示的实现的基本规律仍然不变。

对外贸易问题或国外市场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时期发展的具体条件的问题。[注：同上。参看《科学评论》第1期第37页（参看本卷第40—41页。——编者注）。]

11.我们再谈谈“早就吸引了”司徒卢威的一个问题：实现论有什么实际的科学价值？

实现论和马克思的抽象理论的其他原理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司徒卢威感到困惑的是：“彻底的实现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想，而决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那我们就要提醒他：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的其他规律同样也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的理想，而决不是表明资本主义的现实。马克思写道：“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现出来。”（“in　ihrem　idealen　Durchschnitt”。《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67页；俄译本第688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9页。——编者注]资本的理论假定工人获得他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地租论假定全部农业人口完全分化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实现论假定生产是按比例分配的。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实。

马克思的理论的科学价值，在于它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其次，马克思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即人民的消费没有随着生产的巨大增长而相应地增长这一矛盾是怎样发生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不仅没有复活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理论（象司徒卢威幻想的那样），相反，它却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去反对这种辩护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甚至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理想般地协调和按比例的情况下，生产的增长和消费的有限范围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何况实际上实现过程并不是在理想般的协调和比例中进行的，而只能是在“困难”、“波动”、“危机”等等中进行。

其次，马克思的实现论所提供的最有力的武器，不仅反对辩护论，而且也反对对资本主义进行庸俗的反动批评。我国的民粹派用自己错误的实现论所竭力支持的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象马克思那样来理解实现就必然会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生产资料的发展，从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没有抹杀，反而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短暂性。

12.“关于理想的或孤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司徒卢威断言，在这种社会里，扩大再生产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从得到绝对必需的追加工人”。

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司徒卢威的这种论断。司徒卢威没有证明而且也不可能证明，为什么不能从后备军中得到追加工人。司徒卢威反对可以从人口的自然增长中得到追加工人，他毫无根据地说：“以自然增长为基础的扩大再生产，从数学上看可能同简单再生产不相等，但从实际的资本主义来看，即从经济上看，二者却完全一样。”司徒卢威感到不能从理论上证明找不到追加工人，于是就以历史条件和实际条件作借口，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不认为马克思根据这种完全抽象的构思能够解决历史〈？！〉问题……”“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一道不可思议的界限……”“可以强加于工人的强化劳动，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逻辑上也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不使强制劳动本身受到削弱……”

显而易见，这些说法都是不合逻辑的！司徒卢威的论敌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这样荒唐的话：历史问题可以借助于抽象的构思来解决。但是现在司徒卢威自己所提出的根本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完全抽象的、纯理论性的“关于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第57页）的问题。他不过是回避了问题，这还不明显吗？当然，我根本不想否认存在着无数历史的和实际的条件（更不必说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了），这些条件正在并且必定会把资本主义引向灭亡，而不会把现代资本主义变成理想的资本主义。但是“关于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纯理论性的问题，我仍然保留我原来的意见，即没有任何理论根据足以否认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

13.“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指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和障碍，而有人向他们指出马克思的公式并且说：资本是永远交换成资本的……”（上引司徒卢威的文章第62页）

这段话说得很尖刻，只可惜完全说错了。凡是读过瓦·沃·先生的《理论经济学概论》和尼·—逊先生的《论文集》第2部分第15节的人都会看出，这两位作者所提出的正是关于实现的抽象理论问题，即关于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问题。这是事实。一些反对他们的作者，却“认为必须首先阐明市场理论的一些基本的、抽象理论的要点”（象我在《科学评论》发表的文章开头所说的），这也是事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论危机一书中有一章写到实现论，这一章的标题是《市场理论》。布尔加柯夫给自己的书定的标题是《理论述评》。试问，是谁把抽象的理论问题同具体的历史问题混为一谈呢？是司徒卢威的论敌还是司徒卢威自己？

司徒卢威在他的文章的同一页上引证了我的意见，即国外市场之所以必需，不是由于实现的条件，而是由于历史条件。司徒卢威反驳说：“但是〈这个“但是”是很说明问题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布尔加柯夫和伊林只阐明了实现的一些抽象条件，而没有阐明历史条件。”（第62页）上述作者之所以没有谈到历史条件，是因为他们谈的是抽象理论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历史问题。在我那本现在（1899年3月）已经印好的《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关于大工业的国内市场及其在俄国的形成过程》）[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编者注]里面，我提出的并不是关于市场理论的问题，而是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问题。因此，理论的抽象真理在那里只是起着指导性原理的作用，只是起着分析具体材料的工具的作用。

14.司徒卢威“完全坚持”他在《评述》中提出的对于“第三者”理论的“观点”。我也完全坚持我在《评述》出版时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意见。[19]

司徒卢威在《评述》第251页上说，瓦·沃·先生的论断“所根据的，是一套独特的关于已经成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理论”。司徒卢威指出：“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肯定了下面的事实：剩余价值[注：剩余价值原文为：прибавочная　ценность。——编者注]〈价值应为：стоимость〉无论在资本家或工人的消费中都不能实现，它的实现是假定有第三者的消费。”司徒卢威所说的第三者“在俄国指的是俄国农民”（《科学评论》上的文章第61页）。

这样，瓦·沃·先生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关于已经成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理论，而有人却向他谈起了俄国农民！这难道不是把关于实现的抽象理论问题同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问题混为一谈吗？其次，既然司徒卢威只承认瓦·沃·先生的理论是部分正确的，那么这就表明他放过了瓦·沃·先生在实现问题上基本的理论错误，放过了这样的错误观点：似乎资本主义实现的“困难”只限于剩余价值或者只与产品的这一部分价值有关；放过了把国外市场问题同实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错误观点。

司徒卢威指出，俄国农民通过本身的分化而为我国资本主义创造市场，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我通过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的分析详细论证了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的理论根据与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论完全无关，而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的理论有关。同时不能不指出，把农民称为“第三者”很不妥当，还可能引起误解。如果农民是资本主义工业的“第三者”，那么大小企业主、厂主和工人就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第三者”了。另一方面，农民（“第三者”）所以为资本主义创造市场，只是因为他们正在分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也就是说，只是因为他们不再是“第三”者，而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登场人物。

15.司徒卢威说：“布尔加柯夫提出了一个精辟的意见，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要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确定任何原则性的区别都是不可能的。”我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因为实际上关税界限或政治界限对于划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往往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根据上述理由，我不能同意司徒卢威所谓“由此推出了……必须有第三者的理论”。从这里只能直接提出以下的要求，即在分析关于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不要停留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传统划分上。这种划分在理论上严格地讲是不能成立的，而对于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则更不适用。可以用别种划分来代替它，譬如，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以下两方面：（1）资本主义关系在人烟稠密和已经占用的地区的形成和发展；（2）资本主义向其他地区（有些地区完全没有旧国家的移民移居和被他们占用，有些地区被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以外的部落所占用）的扩张。过程的第一方面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纵的发展，第二方面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横的发展。[注：不言而喻，过程的两个方面实际上是紧密地结合着的，这只是一种抽象的划分，是研究复杂的过程的一种方法。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中所谈的仅仅是过程的第一方面；参看该书第8章第5节。]这种划分必然包括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在旧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经过若干世纪，创立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各种形式，直到大机器工业；另一方面，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力图向其他地区扩张，移民开垦世界上新的地区，建立殖民地，把未开化的部落拉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在俄国，资本主义的这种意图在边疆地区一直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地区的殖民地化，在俄国历史上改革后的资本主义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欧俄南部和东南部、高加索、中亚细亚、西伯利亚都好象是俄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保证了俄国资本主义不仅在纵的方面，而且在横的方面都得到巨大的发展。

最后，上述这种划分之所以恰当，是因为它明确地规定了实现论所包括的问题的范围。很清楚，这个理论只与过程的第一方面即资本主义的纵的发展有关。实现论（即阐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理论）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把资本主义向其他国家扩张的过程、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过程抽象掉，因为这个过程对于解决实现问题毫无作用，它只能把问题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几个国家。同样很清楚，抽象的实现论应当以发展得很完善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

司徒卢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时，提出了下面的一般性意见：“正统的老调仍占优势，但是它阻挡不住新的批评的涓流，因为科学问题上的真正力量永远在批评方面，而不在信仰方面。”根据以上所述，我们不得不认为，“新的批评的涓流”保证不了重犯老错误。算了吧，还是让我们留“在正统思想的标志下面”吧！我们决不相信：正统思想容许把任何东西奉为信仰，正统思想排斥批判的改造和进一步的发展，正统思想容许用抽象公式掩盖历史问题。如果有正统派的学生犯了这种确实严重的错误，那么责任完全是在这些学生身上，而绝不能归罪于性质正好与此相反的正统思想。

载于1899年8月《科学评论》杂志第8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67—87页

【注释】

[15]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产生于18世纪50年代的法国，创始人是弗·魁奈。该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它把对财富和剩余劳动源泉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探讨社会总产品再生产和分配的规律。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表现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尝试。但是重农学派不理解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而提出所谓“纯产品”的学说，认为工业只能改变原有物质财富的形式，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多余产品（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并且认为“纯产品”乃是自然的恩赐。——61。

[16]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称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写道：“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2卷和第3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4卷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64。

[17]新康德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流派，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德国，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特别流行。创始人是奥·李普曼和弗·阿·朗格等人。1865年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因此而得名。新康德主义者从右边批判伊·康德，屏弃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而进一步发展它的认识论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观点。他们宣称自然科学已证明物质可以归结为抽象的数学公式，因此科学所研究的并不是现实世界，而是数学和逻辑这种“思维结构”，康德的“自在之物”只是人的思维的“极限概念”。他们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在自然界和社会中都不存在客观规律性。新康德主义者攻击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不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应是康德的伦理学。他们鼓吹所谓“伦理社会主义”，宣布社会主义是人类竭力追求但又无法达到的一种共同生活的“道德理想”。新康德主义曾被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等人利用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谢·尼·布尔加柯夫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对新康德主义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1—353页和《列宁全集》第2版第17、18卷）。——67。

[18]别尔托夫是格·瓦·普列汉诺夫的笔名。这里说的著名著作是指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1895年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这里提到的《唯物主义史论丛》也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67。

[19]列宁指的是他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