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1898年8月下旬）

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1898年8月下旬）  

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

（卡雷舍夫教授在统计学方面的新功绩）[5]

（1898年8月下旬）

俄国广大读者对我国工厂统计及从中得出的最主要结论都感到极大的兴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问题是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样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联系着的。可是，很遗憾，我国工厂统计的编制工作根本不能适应大家对这种资料的普遍需要。我国这一经济统计部门的现状，实在令人痛心；恐怕更令人痛心的是，编写经济统计的人对自己所整理的数字性质如何，这些数字对于作出某些结论是否可靠和是否有用，往往无知得惊人。对于卡雷舍夫先生的近作正好应该作这样的评论。卡雷舍夫先生这一著作先在《莫斯科农学院通报》（第4年卷第1册）上发表，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用了一个堂而皇之的书名：《俄国国民经济资料。（一）90年代中期的我国工厂工业》（1898年莫斯科版）。卡雷舍夫先生试图在他的著作中根据工商业司的最新出版物[注：《工厂索引。俄国工厂工业。财政部工商业司编》1897年圣彼得堡版。导言63页＋序言VI页＋正文1047页。]作出关于我国工厂工业的结论。我们打算详细分析一下卡雷舍夫先生的结论，特别是他所采用的方法。我们认为，这种分析的作用不仅在于确定某某教授先生是怎样整理材料的（谈这个问题，只要写几行评语就够了），而且在于确定我国工厂统计资料的可靠程度，这些资料对于哪些结论有用，对于哪些结论没有用，我国工厂统计最主要的需要是什么，以及研究工厂统计的人的任务是什么。

从这个书名可以看出，卡雷舍夫先生利用的资料来源有1894—1895年度的帝国工厂索引。出版所有工厂（即比较大的工业企业，至于哪些企业算大的，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的完整的表册，在我国著作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奥尔洛夫先生和布达戈夫先生从1881年起就在编制《工厂一览表》，该书最近一版（第3版）于1894年出版。更早以前，远在1869年《财政部年鉴》第1编工业统计公报的附注中就已经刊印了工厂一览表。所有这些书的材料来源，是各厂主依法每年应向财政部呈报的报表。工商业司的新书与这类旧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资料较多，但是也有旧书所没有的重大缺点，所以把它作为工厂统计材料来加以利用就极感困难。《索引》的序言恰巧指出了过去这种统计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从而明确指出这一本书的目的，不仅能当参考书用，而且能当统计材料用。但是作为一本统计书来讲，《索引》的缺陷却在于根本没有任何归纳的总计数字。但愿这本没有总计数字的统计书是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至于对一本参考书来说，由数字堆砌成的大量原始材料则是一堆赘物。《索引》的序言尖锐地批评了以前厂主向财政部呈报的报表，指出这些报表“年年重复那些混乱的材料，使人甚至不能明确地得出产品的数量。然而，有关生产的尽可能完整而可靠的资料却是迫切需要的”（第1页）。当然，我们决不会替已经完全过时的、在结构上和性质上纯属改革以前的我国工厂的旧统计制度辩护。但是，很遗憾，工厂统计状况至今几乎仍无任何改进。根据刚刚出版的这一大本《索引》，我们还不能说，这个一致公认的毫不中用的旧制度有了什么重大改变。报表“使人甚至不能明确地得出产品的数量……”的确，最新的《索引》也完全没有提供关于商品数量的任何材料，但是，奥尔洛夫先生的《一览表》却提供了许多工厂的这种材料，对于某些生产部门甚至提供了几乎全部工厂的这种材料，因此，在总计统计表中也就有了产品数量的材料（制革业、酿酒业、制砖业、碾米业、面粉业、制蜡业、油脂业、制麻业、啤酒业）。而《一览表》的材料恰巧是根据这些旧的报表编制的。《索引》中没有任何关于使用机器的统计材料，而《一览表》却提供了某些生产部门的这类材料。《序言》这样描述了我国工厂统计中所发生的变化：从前厂主“按照简单而不够明确的纲要”通过警察局呈报材料，而又不经任何人的审核。“材料是有了，但根据这些材料作不出任何比较确切的结论。”（第1页）现在，制定了详尽得多的新纲要，而工厂统计材料的收集和审核已由工厂视察员来负责了。初看起来现在我们一定会有真正象样的资料了，因为纲要正确，审核资料有保证，这两个搞好统计的最重要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直到现在仍然象以前一样混乱不堪。尽管从统计方法学来说要求把收集资料所遵循的纲要加以公布，然而在《索引》的《序言》中我们却看不到附有说明的详细纲要。从下面对于《索引》的材料所作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工厂统计的一些基本的纲要问题仍旧模糊不清。至于材料审核的问题，请看赫尔松省实际做审核工作的工厂视察长米库林先生的评论（他出过一本书，该书整理了按照新的制度收集的赫尔松省的材料）。

“要把工业企业主所呈报的报表中的全部数字材料核实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和其他同类企业的材料，或者和视察企业时所得到的资料进行比较，发现答案显然不一致的时候，才会将这些报表退回订正。总之，每一企业登记在表册上的数字材料是否准确都由呈报人负责。”（《赫尔松省工厂工业和手工工业》1897年敖德萨版，序言。黑体是我们用的）由此可见，材料的准确性仍旧由厂主本人负责。工厂的视察人员不仅不可能审核全部材料，甚至保证不了材料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

《索引》及其材料的全部缺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列举出来。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它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完全没有总计数字（而私人编制的《一览表》却有总计数字，并且每出一版都有增补）。卡雷舍夫先生在另外两人的帮助下产生了一个良好的心愿，希望哪怕是部分地弥补一下这个缺陷，根据《索引》计算出我国工厂工业的总计数字。这是一件很有益处的事情，假使……假使卡雷舍夫先生首先把他所算出的哪怕是某些总计数字全部列举出来，其次，假使他能毫不客气地以批判态度来对待资料，那大家就会感激他办到了这件好事。但是，卡雷舍夫先生对资料漫不经心，也没有在统计上加以比较“仔细的”整理[注：与《俄罗斯新闻》[6]（1898年第144号）评论家的意见相反。看来，这位评论家没有能力批评卡雷舍夫先生的结论，就象卡雷舍夫先生没有能力批评《索引》的数字一样。]，就匆忙地作了“结论”，从而很自然地犯了一系列极其可笑的错误。

我们先从工业统计的第一个问题，即基本问题谈起：究竟哪些企业应该算作“工厂”？卡雷舍夫先生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想必以为“工厂”是一种早就明确的东西。他在谈到《索引》时，用一种勇敢得不得了的口吻断定，这本书与以前的书不同，它不只是登记大工厂，而是把所有的工厂都登记了。这种被作者重复了两次（第23页和第34页）的论断根本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恰恰相反，《索引》和过去工厂统计方面的书比起来，只是登记了一些比较大的企业。现在让我们来说明一下卡雷舍夫先生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不过不妨先举出一个史实。在80年代前半期，我国工厂统计根本没有任何定义和条例把工厂的概念限定为比较大的工业企业。“工厂”统计包括各种各样的工业企业（和手工业企业），这自然在统计资料中造成极大的混乱，因为靠当时的人力和方法（就是说没有正确的工业调查）把所有这些企业全部登记下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有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把成百成千最小的企业计算在内，而另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则只是把比较大的“工厂”计算在内。因此，很自然，60年代首批试图科学地整理我国工厂统计资料的人员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且竭尽全力把多少具有可靠统计资料的生产部门同根本没有可靠统计资料的生产部门分开，把一些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统计资料的大企业同一些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统计资料的小企业分开。布申[注：《财政部年鉴》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1编。]、博克[注：《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72年圣彼得堡版第2部第6编。欧俄工厂工业统计材料，由伊·博克主编。]和季米里亚捷夫[注：《欧俄工厂工业主要部门统计图表（附厂名清册）》1869年、1870年和1873年圣彼得堡版。共3编。]曾经就所有这些问题作了非常宝贵的示范，如果编制我国工厂统计资料的人员严格遵循这些示范，并且加以发展，我们现在也许会有很象样的统计资料。然而，实际上人们对于这些示范置若罔闻，工厂统计依然混乱如昔。从1889年起工商业司开始出版《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1885年和以后各年）。这本书前进了一小步，它没有把生产总额不足1000卢布的小企业计算在内。显然，这个标准还是太低，太不精确，因为要想通过警察局收集材料，把生产总额超过1000卢布的全部工业企业完全登记下来是可笑的。仍旧象从前一样，有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把生产总额在2000—5000卢布的大量小企业统计在内，而另一些省份和生产部门却把它们略去不计。我们在下面将举出这样的例子。最后，我国新的工厂统计制度采用了完全是另一种标志来确定“工厂”的概念。“拥有工人不少于15人或工人虽不足15人，但有蒸汽锅炉、蒸汽机或其他动力机械和机器，或者有工厂设施的”“所有工业企业”[注：科别利亚茨基1895年6月7日的通告（《工厂视察机关官员……手册》1897年圣彼得堡第4版第35页，黑体是我们用的）。在《索引》的《序言》中并没有转载这个通告，卡雷舍夫先生在整理《索引》中的材料时并不想弄清楚《索引》对“工厂”这一名词的理解！！]（受工厂视察机关“管理”的企业）都应该登记。我们应该详细谈一谈这个定义（我们已经用黑体标出了这个定义中特别模糊的地方），但是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确定的“工厂”概念，在我国工厂统计中完全是一种新的提法，因为在这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试图以一定数量的工人或者有蒸汽发动机等等设备的企业来确定“工厂”的概念。一般地讲，严格限定“工厂”这一概念是绝对必要的，但遗憾的是现在引用的这个定义非常不确切，非常模糊。这个定义指出了“工厂”统计应该予以登记的企业的下列标志：（1）企业受工厂视察机关的管辖。看来国家所属的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及采矿厂等是不在此例的。但是《索引》把很多国家的和政府的工厂也都统计在内（见字母顺序表册第1—2页），我们不知道，是否所有省份的这些工厂都登记了，是否有关这些工厂的资料都经过工厂视察机关的审核等等。总之，必须指出，在我国工厂统计还没有摆脱管辖各种不同工业企业的各种不同“主管机关”的束缚以前，工厂统计是不可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各主管机关的管辖范围不清，时常变动，即使各主管机关采取同一纲要，其做法也始终会各不相间。要把这件工作安排得合理，所有工业企业的全部资料必须由一个严格遵守用同一方法收集和整理材料的纯粹统计机关集中掌握。在还没有这样做以前，就必须非常慎重地对待包括或者不包括（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省份）“其他主管机关”所属企业在内的工厂统计材料。例如，我国工厂统计早就不把采矿厂包括在内了，而奥尔洛夫却在新出版的《一览表》中把不少采矿厂（几乎全部钢轨生产，维亚特卡省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等）计算在内，《索引》没有计算这些采矿厂，但是它把其他一些省份的“工厂”统计从前不计算在内的采矿厂（例如伊丽莎白波尔省的西门子炼铜厂，第330页）登记下来了。《索引》的《序言》在第8部分指出了制铁、熔铁、铸铁和铸铜等生产部门（第III页），但是根本没有指出怎样把采矿厂和工商业司“所辖的”工厂区分开来。（2）应该登记的只是工业企业。这个标志其实并不是一看就那么明显，因为要把手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分开，就要编制适合于每一生产部门的详尽的条例。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很多由于缺乏这种条例而引起混乱的例子。（3）企业中的工人应不少于15人。是只计算企业内的工人，还是连企业外的工人也计算在内，这一点不清楚；怎样区分这两种工人（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是否应计算辅助工人等等问题也没有讲清楚。米库林先生在上面提到的书中举出了由于没搞清楚这些问题而产生混乱的例子。《索引》举出了不少只有厂外工人的企业。显然，靠现行收集材料的制度，企图把所有这类企业（即所有分配活计的商店和所谓的手工业中的订货人等等）都包罗在内，只能使人发笑，而有关某些省份和某些生产部门的零星材料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只会造成混乱。（4）凡是有蒸汽锅炉或蒸汽机的企业都算作“工厂”。这个标志最确切，选得也最恰当，因为蒸汽的运用的确是大机器工业发展的标志。（5）凡是有“其他的”（非蒸汽的）“动力机械”设备的企业都算作“工厂”。这个标志非常不确切，也太广泛，根据这个标志，凡是有水力、马力、风力、甚至脚踏动力设备的企业都可以算作工厂。既然根本办不到把所有这类企业全部登记下来，混乱也就势在难免，下面就有这方面的例子。（6）凡是有“工厂设施”的都算作“工厂”。最后这个绝对不确切而且模糊不清的标志，使前面那些标志失去意义，并使统计材料必然混乱和无法比较。在不同的省份对于这个定义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且这能称之为定义吗？凡是有工厂设施的企业都称为工厂……这就是我国新的工厂统计制度的最新发现。这种统计非常不能令人满意，是不足为奇的。现在我们从《索引》的各个部分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个别省份和个别生产部门是怎样把那些会给工厂统计造成混乱的最小企业登记下来的，因为把所有这一类企业一一列举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来看看第1部分：“棉花加工”。在第10—11页上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省农村里有5个“工厂”靠替别人染棉纱和麻布挣钱（原文如此！）。这里没有生产总额，而只是指出了染费收入由10（？）—600卢布，工人人数是0（不知道这是指没有工人人数的资料呢，还是指没有雇佣工人）—3人。没有任何发动机。这是农民染坊，是最简陋的手工业企业，一个省偶然把这类企业登记了，其他省份显然把它们略去了。在第2部分（羊毛加工），我们在同一个弗拉基米尔省发现一些手工“工厂”，专门替别人弹羊毛，每年收入12—48卢布，有工人0—1名。在第3部分（第2517号）有一个农村手工丝织厂，有工人3名，生产额660卢布。在第4部分（亚麻加工）第141页上，又是那个弗拉基米尔省有一些农村手工染坊，有工人0—3名，麻布加工收入是150—550卢布。第5部分，在彼尔姆省有1个手工编席“工厂”，工人6名，生产额921卢布（第3936号）。在其他省份（例如科斯特罗马省），这类企业当然也不少，但是没有算作工厂。第6部分有1个印刷厂，工人1名，生产额300卢布（第4167号）；其他一些省份只统计了大印刷厂，还有一些省份则根本没有统计印刷厂。第7部分有1个锯木“工厂”，工人3名，木板加工收入100卢布（第6274号）。在第8部分有1个手工五金加工工厂，工人3名，生产额575卢布（第8962号）。在第9部分（矿产品加工）有很多极小的企业，特别是制砖厂，例如有的只有工人1名，生产额48—50卢布等等。在第10部分（畜产品加工）有一些小型制蜡、羊皮和制革等手工业企业，工人0—1—2名，生产额数百卢布（第489、507页及其他各页）。但是在第11部分（食品加工），在榨油业中，特别是面粉业中，纯手工业式的小企业最多。在面粉业中把“工厂”同小企业严格区别开来是特别重要的，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做，我国所有的工厂统计方面的出版物都混乱不堪。各省统计委员会秘书第一次代表大会（1870年5月）[注：根据代表大会拟定的关于收集工业资料的条例草案，所有不足10盘磨、不出产上等面粉的磨坊都不算在工厂之内。《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第2部第6编序言第XIII页。]曾试图整顿面粉业工厂的统计，但是枉然，在这以后编制我国工厂统计的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所发表的统计材料毫不中用。例如《索引》把只有1名工人、收入0—52卢布（第587、589页及其他许多页）的风力磨坊和只有1架水车、1名工人、收入34—80卢布（第589页及其他许多页）的水力磨坊等等列为“工厂”。这种“统计”自然极其可笑，因为列举这一类磨坊还可以再加上1册，甚至再加上好几册，即使这样，也算不得一个无所不包的索引。甚至在化学工业这一部分（第12部分）也把小企业统计进去了，例如把有工人1—3名，生产额15—300卢布（第995页及其他各页）的农村树脂作坊也统计在内。使用这种方法，甚至会象有名的《军事统计汇编》在1860年发表的“统计”那样，统计出在欧俄有3086个树脂和焦油“工厂”，其中1450个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工人4202名，生产额156274卢布，即平均每个“工厂”的工人不到3人，生产额100卢布略多一点）。《索引》这一部分中偏偏好象故意漏掉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统计数字，大概是该省农民现在不炼制树脂和焦油了吧！必须指出，上面我们所举出的所有例子中，都登记了一些不符合1895年6月7日通告规定的企业。因此这些企业登记下来纯粹是偶然的：有一些省份（可能甚至有一些县份）把这些企业统计在内，而大多数省份把它们略去了。过去的统计（自1885年开始）都因为这类企业生产额不足1000卢布而没有统计在内。

卡雷舍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清楚工厂统计中的这个基本问题，却不客气地根据自己计算的数字作出“结论”。第一个结论是俄国的工厂在减少。（第4页及其他各页）卡雷舍夫先生得出这个结论的办法很简单：从工商业司1885年统计资料的欧俄工厂数中（17014）减去《索引》的欧俄工厂数（14578）。工厂减少了14.3％，教授先生甚至连百分数也算出来了，却没有因为1885年的统计材料中没有包括缴纳消费税的工厂而感到不安；他仅仅指出，如果把缴纳消费税的企业加进去，工厂数目就会“减少”得更多。于是作者就着手探讨俄国哪一部分地区“企业减少的过程”（第5页）进行得“较快”。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减少的过程，俄国的工厂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卡雷舍夫先生杜撰的这个结论，是由于博学的教授把根本不能相比的材料作了比较。[注：1889年卡雷舍夫先生从省长大人们的奏折中选择了1885年的材料（《法学通报》[7]第9期），其中包括成千上万个极小的磨坊、油坊、制砖厂、陶器厂、制革厂、羊皮厂和其他手工业企业，并确定了欧俄的“工厂”有62801个！奇怪的是他为什么没有用这个数字算出现在工厂“减少”的百分比。]这些材料不能比较并不是因为1885年没有关于缴纳消费税的工厂的统计材料。卡雷舍夫先生可以从我们已经引用过的《一览表》（这是奥尔洛夫根据工商业司的公报编制的）中得到那些包括缴纳消费税的工厂的数字材料，从而确定欧俄的“工厂”在1879年有27986个，在1884年有27235个，在1890年有21124个，到1894—1895年度“减少”得最厉害（14578个）。糟糕的是所有这些数字都不适于比较，因为第一，过去和现在的工厂统计方面的书中“工厂”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第二，在某些省份和某些年份，偶然地和杂乱地把一些极小的企业也凑合到“工厂”中去了。要想靠我国统计的现有手段把这些企业完全登记下来是可笑的。卡雷舍夫先生如果下一番功夫来研究《索引》对“工厂”所下的定义，他就会发现，如果要拿这一本书中的工厂数同其他书中的工厂数比较，那就只能选择15个工人和超过15个工人的企业，因为在《索引》中完整地、不受任何限制地按各个省份和各个生产部门登记下来的只有这一类企业。既然这一类企业是比较大的企业，所以在过去的书中登记得也最令人满意。这样保证了相互比较的统计材料标准一致以后，我们再按《一览表》计算一下1879年工人在16人[注：我们以16个工人而不是以15个工人为标准，一方面是因为1890年《一览表》（第3版第X页）就是按16个工人和超过16个工人计算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财政部的有关说明有时也采用这个标准。（见上引科别利亚茨基的书第14页）]和超过16人的欧俄工厂数，按《索引》计算一下1894—1895年度工人在16人和超过16人的欧俄工厂数，就会得到下面这个值得注意的数字材料：

[注：某些不足的材料大致已经补充了：见《一览表》第695页。]

由此可见，这些被认为是标准大体一致、可以对照和比较完整的数字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俄国工厂的数量在增加，而且增加得相当快：在15—16年（1879年—1894/95年度）内从4500个工厂增加到6400个工厂，即增加了40％（1879年和1890年印刷厂都没有计算在工厂以内）。至于拿上述各个年份工人不足16人的企业数来比较，那是很荒谬的，因为所有这些书中“工厂”的定义各不相同，略去小企业的方法也不相同。1879年任何小企业都没有略去；因此在同农业和农民手工业有关的一些生产部门（面粉、榨油、制砖、制革、陶器等）中计入了后来一些书中所没有统计在内的大量小企业。1890年已经把某些小企业（生产总额不足1000卢布的）略去，因此小“工厂”就减少了。最后，1894—1895年度把不足15个工人的大量小企业略去了，结果小“工厂”的数目几乎一下子减少到1890年的一半。1879年和1890年的工厂数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比较，即把生产额不少于2000卢布的企业挑出来。问题在于我们前面引用的《一览表》的总计数字是关于全部已登记的企业的，而《一览表》列入工厂厂名清册中的只是生产额不少于2000卢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数字可以说大致上是适于比较的（尽管根据我国统计的现状，这一类企业永远不可能有完整的清单），然而面粉业是一个例外。这一行业在《一览表》和工商业司的《汇编》中，在不同省份、不同年份的登记都带有偶然性。有些省份只是把蒸汽磨坊算作“工厂”，另一些省份把最大的水力磨坊也归并到“工厂”中去，还有一些省份把数百个风力磨坊统计在内，最后还有一些省份甚至把马力或脚踏磨坊等也计算在内。用生产总额来划线，丝毫也消除不了面粉厂统计中的斋乱，因为在这里面粉的产量代替了生产总额，而一些很小的磨坊的面粉年产量也往往超过2000普特。因此列入工厂统计的磨坊数字由于登记的方法不一致，逐年发生巨大的变化。例如，据《汇编》的统计，1889年、1890年和1891年欧俄分别有5073、5605和5201个磨坊。沃罗涅日省在1889年有87个磨坊，由于偶然把风力磨坊计算在内，到了1890年一下子就增加到285个，1892年增加到483个。顿河州磨坊数从1887年的59个增加到1888年的545个，1890年又增加到976个，到1892年又减少到685个（因为风力磨坊有时计算有时不计算）等等。显然，这些统计材料是不能利用的。因此，我们只能拿蒸汽磨坊来计算，并把其他行业中生产总额在2000卢布以上的企业归并到这里面，结果得出欧俄的工厂数目1879年约有11500个，1890年约有15500个。[注：从《索引》的统计材料中得到有关的数字是不可能的，第一，因为《索引》把生产额在2000卢布和超过2000卢布但工人少于15人的大量小企业撇开没有统计；第二，因为《索引》计算了不纳消费税的生产总额（与过去的统计不同）；第三，因为《索引》有时计算的不是生产总额，而是原料加工费。]结果，我们又看到工厂数目在增加，而不是卡雷舍夫先生所杜撰的那样在减少。卡雷舍夫先生所谓的俄国工厂工业“企业减少的过程”的理论纯粹是无稽之谈，这是由于他对他所整理的资料一无所知。卡雷舍夫先生还在1889年（《法学通报》第9期）就谈到俄国工厂数目的问题，他拿发表在《1884—1885年俄国资料汇集》（1887年圣彼得堡版第39个统计表）上的省长奏折中的毫无用处的数字来同《军事统计汇编》（1871年圣彼得堡版第4卷）中的荒谬数字相比较，后者把几千个最小的手工业企业、几千个烟草种植园（原文如此！见《军事统计汇编》第345页和第414页关于比萨拉比亚省烟“厂”的统计）、几千个农村磨坊和油坊等等都算作了“工厂”。这样，按《军事统计汇编》计算，1866年欧俄共有7万多个“工厂”，这并不惊人。惊人的倒是有人对于刊载的一切数字漫不经心，不加批判就拿来作为计算的根据。[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在工厂工人人数的问题上已经指出《军事统计汇编》的材料是完全没有用处的（见他的《俄国工厂令昔》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336页及以下各页和1898年《世间》[8]第4期），尼·—逊先生和卡雷舍夫先生对他的直接挑战报之以沉默。实际上他们也只能沉默。]

这里有必要说几句题外的话。卡雷舍夫先生根据他的工厂减少的理论，推论出现在工业正在集中。不言而喻，我们反驳他的理论，但是决不否认这个结论，因为他只是错误地论证了这个结论罢了。为了证明存在着这种集中的过程，必须把最大的企业划分出来。就拿工人100人和超过100人的企业为例吧。我们拿这类企业的数量、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来同全部企业的统计材料比较一下，就会得出下面这个统计表：

[注：同一出处。前面已经指出1879年的某些统计材料大致已经补充了。《一览表》和《索引》的一般统计材料是不能比较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是把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和在生产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数拿出来比较，这些统计材料中的总数比工厂总数的材料可靠得多（下面将会谈到）。大企业的计算是从《俄国资本主义》（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编者注）这一著作中引来的，笔者正准备把这一著作付印。]

从上表可以看出，最大企业的数量增加了，它们的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也增加了，在正式登记的“工厂”的全体工人和全部生产总额中占了愈来愈大的比重。也许有人会向我们提出，既然工业集中了，那就是说大企业排挤小企业，小企业数量在减少，因此企业总数也随之减少。但是，第一，这后一个结论指的已经不是“工厂”，而是所有工业企业，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稍微可靠和完整的工业企业统计资料。第二，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讲，本来就不能说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企业的数量总是减少和必然减少，因为在工业集中的同时，农民也在逐渐脱离农业，由于农民半自然经济的解体等等，一个国家落后地区的小工业企业也就会逐渐增多。[注：例如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的“手工业调查”表明，农村中在改革以后的时期每10年建立的小工业企业愈来愈多。见《彼尔姆边疆区巡礼。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1896年彼尔姆版。[9]]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谈卡雷舍夫先生。他对一些最不可靠的资料（即关于“工厂”数量的资料）却几乎给予了最大的注意。他按照“工厂”的数量把省份加以分类，编制了分类统计图，编制了按各生产部门划分的拥有数量最多的“工厂”的省份的专门统计表（第16—17页）；算出了各省工厂数在工厂总数中所占的大量百分数（第12—15页）。可是卡雷舍夫先生忘记了一个细节，即忘记了提出一个问题：不同省份的工厂数字可以相比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而卡雷舍夫先生的大部分计算、对比和论述只能算是一种幼稚的统计练习。如果教授先生研究了1895年6月7日通告中“工厂”的定义，那他就会很容易地想到，这样不明确的定义在不同的省份是不可能同样地运用的，而如果他能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索引》本身，他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让我们举几个例子。卡雷舍夫先生在第11部分（食品加工；这一类工厂最多）中根据企业数量把沃罗涅日省、维亚特卡省和弗拉基米尔省划分出来（第12页）。但是这3个省所以有大量“工厂”，首先是因为这3个省纯属偶然地把其他省份没有计算的一些小企业都登记下来了。例如沃罗涅日省“工厂”多，只是因为在这里计算了小磨坊（124个磨坊中只有27个蒸汽磨坊；只有1—2—3个水车的水力磨坊也很多，这种磨坊其他省份是不计算的而且也不可能把这些磨坊都算全）和其他省份没有计算的小油坊（大部分用马力发动机）。维亚特卡省116个磨坊中只有3个是蒸汽磨坊，弗拉基米尔省10个风力磨坊和168个油坊，大部分使用风力或马力发动机，或者是使用手工。如果说其他省份企业较少，当然不等于说这些省份没有风力磨坊和小型水力磨坊等，只不过是没有计算罢了。有很多省份（比萨拉比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塔夫利达、赫尔松等省）几乎只计算了蒸汽磨坊，而按第11部分的统计，欧俄面粉业6233个企业中，有2308个是“工厂”。没有弄清统计材料的标准不同，而去谈各省所占的工厂数量，这是荒谬的。我们拿第9部分矿产品加工来看一看。例如，弗拉基米尔省有96个制砖厂，而顿河州只有31个，即相当于前者的三分之一弱。据《一览表》（1890年）的统计则恰巧相反：弗拉基米尔省有16个，而顿河州有61个。据《索引》的统计，弗拉基米尔省96个制砖厂中，只有5个厂的工人人数是16人和超过16人，而顿河州31个制砖厂中26个厂的工人人数是16人和超过16人。很明显，这不过是由于顿河州不象弗拉基米尔省那样随便把小制砖厂都算作“工厂”而已（弗拉基米尔省的小制砖厂都是一些手工工厂）。卡雷舍夫先生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第14页）。关于第10部分（畜产品加工），卡雷舍夫先生说，几乎所有省份这一类企业的数目都不多，但是“下诺夫哥罗德省有252个工厂，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外”（第14页）。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这个省把其他一些省没有计算的大量小手工业企业都计算在内了（有时把用马力和风力发动机的企业也计算在内）。例如，据《索引》的统计，在这一部分，莫吉廖夫省只有两个工厂；每一个工厂的工人都超过15人。莫吉廖夫省的畜产品加工小厂算起来也可以有几十个，正象1890年《一览表》统计的那样，该省有99个畜产品加工厂。试问，既然对工厂有这样不同的理解，卡雷舍夫先生关于各地“工厂”分布的百分比的计算还有什么意义？

为了更清楚地表明各省对于“工厂”这个术语的不同理解，我们举出弗拉基米尔和科斯特罗马这两个毗邻的省份来看一看。根据《索引》的统计，前者有993个“工厂”，后者有165个“工厂”。在前一个省份中，所有生产部门中都有最小的企业，而且在数量上超过了大企业（只有324个企业的工人人数是16人和超过16人）。在后一个省份中，小企业就很少（在165个工厂中有112个工厂的工人人数是16人和超过16人），当然谁都知道，这一省也尽可以把不少风力磨坊、油坊、小淀粉坊、制砖厂、树脂厂等等统计在内。[注：这里再举一个我国“最新的”工厂统计制度随便确定“工厂”数的例子。根据《索引》的统计，1894—1895年度在赫尔松省有471个工厂（上引卡雷舍夫先生的著作第5页），而在1896年米库林先生却突然算出了1249个“工厂企业”（上引著作第XIII页），其中773个工厂有动力机械，109个工厂没有动力机械，但是工人超过15人。如果“工厂”的概念不明确，这一类剧变永远避免不了。]

卡雷舍夫先生不关心他所采用的这些数字的可靠性已经达到了顶点，他竟拿1894—1895年度各省的“工厂”数（根据《索引》）同1885年各省的工厂数（根据《汇编》）来比较。他煞有介事地议论说，维亚特卡省工厂增加了，彼尔姆省工厂“大大减少了”，弗拉基米尔省工厂有显著的增加等等（第6—7页）。我们这位作者一本正经地作出结论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上述工厂数目减少的过程涉及工业比较发达、发展较早的地区较少，而涉及一些新工业地区的较多。”（第7页）这个结论听起来很“有学问”，可惜完全是无稽之谈。卡雷舍夫先生所使用的完全是一些偶然性的数字。例如根据《汇编》的统计，1885—1890年彼尔姆省的“工厂”数目如下：1001、895、951、846、917和1002，到了1891年突然下降到585。这种剧变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些算作“工厂”的磨坊一会儿是469个（1890年），一会儿是229个（1891年）。既然根据《索引》的统计，这个省只有362个工厂，就应该注意到在“工厂”数目中已包括全部66个磨坊。既然弗拉基米尔省的“工厂”数增加了，就应该考虑到《索引》把这个省的小企业也计算进去了。根据《汇编》的统计，维亚特卡省1887—1892年磨坊的数目是1—2—2—30—28—25，而《索引》的计算是116个。总之，卡雷舍夫先生所作的比较只能又一次证明，他完全不善于分析各种不同出处的数字。

卡雷舍夫先生举出各个不同部分（各类生产部门）中的工厂数目，并且算出了在工厂总数中各占的百分数，但是仍然没有注意到，在各个不同部分中都计入了不同数量的小企业（例如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中的小企业最少，约占欧俄工厂数的1/3，而畜产品和食品加工工业中小企业占总数的2/3）。显然，他对比的是不同标准的数字，因而算出的这种百分数（第8页）就没有任何意义。总之，在“工厂”数目及其地区分布这个问题上，卡雷舍夫先生表现出完全不了解他所使用的这些材料的性质和可靠程度。

我们在从工厂数量转而谈到工人人数的时候，首先应该指出，我国工厂统计中工人的数字要比工厂的数字可靠得多。当然，混乱、遗漏和缩小实际数字这样一些现象在这里也不少。但是在这里，没有统计标准不同的材料，小企业时而计算在工厂内，时而不计算在内的变化无常的现象对工人的总数影响也很小，原因很简单，因为最小的企业的百分数尽管很大，但是这些企业的工人在工人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数并不大。我们在上面看到，1894—1895年度在1468个工厂（占总数的10％）中集中了74％的工人。在14578个工厂中，工人人数不足16人的小工厂有7919个，占一半以上，而工人大约只占7％（就算每个工厂平均8人）。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1890年（根据《一览表》）和1894—1895年度相比，工厂的差数很大，而工人的差数并不大，1890年欧俄50个省份中共有875764名工人，而1894—1895年度有885555名工人（我们只计算了企业内的工人）。我们从前者减去《索引》所没有统计在内的24445名制轨工人和3704名制盐工人，从后者减去《一览表》所没有统计在内的16521名印刷工人，结果得出1890年有847615名工人，1894—1895年度有869034名工人，即多了2.5％。显然这个百分数并不能反映出工人人数实际增长的情况，因为1894—1895年度有很多小企业没有计算，但是这两个相差无几的数字表明，关于工人总数的一般统计材料是比较适用的，是比较可靠的。卡雷舍夫先生（我们所说的工人总数，是从他那里取来的）没有确切分析，同过去的统计书籍比较，1894—1895年度究竟计算了哪些生产部门，没有指出《索引》略去了过去算作工厂的许多企业。他一直选用《军事统计汇编》中的荒谬统计材料同过去的材料相比，并且一再重复早已遭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驳斥的似乎工人人数与人口相比正在减少的谬论。（见上面）工人人数的统计材料是比较可靠的，因此这些材料比工厂数目的统计材料理应得到更加仔细的研究。但是卡雷舍夫先生恰巧相反，他甚至没有按工人人数来把工厂加以分类，其实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索引》把工人人数当作工厂的重要标志了。从我们在上面举出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工人集中程度是很高的。

卡雷舍夫先生没有按工人人数来进行工厂的分类，而是进行了一些比较简单的计算，即确定了每个工厂的平均工人人数。我们知道，工厂数目的统计材料是非常不可靠，非常偶然的，标准又不相同，所以所有这些计算也就错误百出。卡雷舍夫先生比较了1886年和1894—1895年度每一个工厂的工人平均数，于是推论说“工厂的平均规模在扩大”（第23页和第32—33页），可是他忘了1894—1895年度所计算的只是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因此这样比较是不正确的。拿不同省份的每一个工厂的工人平均数来比较是非常可笑的（第26页）；例如，卡雷舍夫先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科斯特罗马省“企业的平均规模比其他省更大”，每个工厂平均有242名工人，而别的省，譬如弗拉基米尔省，每个工厂平均只有125名工人。前面已经说过，这纯粹是由于登记方法不同所造成的，而博学的教授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卡雷舍夫先生忽略了各个不同省份大小企业数量的差异，而想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回避这个难题。也就是说，他拿整个欧俄的每个工厂（以及波兰和高加索的每个工厂）的平均工人人数乘每一省的工厂数，把求得的数目分类列入专门图表（第3表）。这原来是多么简单的事啊！既然我们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方法人为地使各个不同省份工厂的“平均”规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又何必按工人人数来进行工厂分类呢？又何必研究各个不同省份大小企业的比较数字呢？既然我们能够“简单地”拿整个欧俄工厂工人的平均数去乘每一省的工厂数，那又何必去研究列入弗拉基米尔省或者科斯特罗马省的工厂数目中的小企业和极小企业是多了还是少了呢？如果用这种方法把偶然被登记的千百个风力磨坊和油坊同大工厂等量齐观，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读者要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说不定就相信了教授先生所杜撰的“统计”！

《索引》中除了有企业工人一栏，还有“企业外的”工人统计栏。在这一栏里不仅有接受工厂定货在家做工的工人（卡雷舍夫的书第20页），而且还有辅助工人等。决不能把《索引》中这一类工人的数字（全帝国有66460人）看作是“我国所谓工厂厂外部分迅速发展的标志”（卡雷舍夫的书第20页），因为在我国目前工厂统计制度下，根本谈不到能够多少完整地把这一类工人登记下来。卡雷舍夫先生轻率地说：“全俄国66500人和千百万家庭手工业者比起来数字并不算大。”（同上）这样写首先就要忘记一个事实：这“千百万家庭手工业者”，正象所有的资料所说的那样，即使不是一大半，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替包买主做工的所谓“厂外工人”。只要看一看《索引》中关于那些著名的“家庭”手工业区域的几页资料就可以确信，“厂外工人”的统计完全是偶然的和零星的。例如据《索引》的统计，在第2部分（羊毛加工）中，下诺夫哥罗德省阿尔扎马斯城和城郊的维耶兹德纳亚镇的厂外工人只有28人（第89页），而我们从《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5编和第6编）中看出，这些地方有好几百名，甚至有上千名替业主干活的“家庭手工业者”。《索引》根本没有提到谢苗诺夫县的厂外工人人数，而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中却指出，当地制毡和制鞋垫的手工业中替业主干活的“家庭手工业者”有3000多人。根据《索引》统计，图拉省手风琴手工业中，只有1个“工厂”有17名厂外工人（第395页），而《俄国手工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却统计出，早在1882年就有2000—3000名替手风琴厂主干活的家庭手工业者（第9编）。因此很明显，认为厂外工人有66500名的数字尚属可靠，并据以探讨这些人按省和生产部门的分布情况，就象卡雷舍夫先生所作的那样（他甚至还作了统计表），这简直是可笑的。这些数字的真正意义，根本不在于确定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规模（要确定就非得有完整的工业调查不可，即调查所有把活计分配给家庭劳动者的商店和其他企业或者个人），而在于把企业工人，即严格意义上的工厂工人，同厂外工人区分开来。到目前为止，在统计材料中这两类工人时常混在一起，甚至在1890年的《一览表》中也不止一次地看到这种例子。现在《索引》第一次试图消除这种现象。

卡雷舍夫先生对《索引》中关于工厂年生产量的数字的研究，是最令人满意的，这主要是因为作者终于在这里根据工厂的生产量进行工厂分类，而不是根据一般的“平均数”。诚然，作者还是不能彻底摆脱“平均数”（平均每一个工厂的生产量），甚至拿1894—1895年度的平均数同1885年的平均数来比较，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这种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在这里指出，由于前述小企业的作用小这个原因，工厂年生产量的一般统计数字要比工厂数目的一般统计数字可靠得多。例如据《索引》的统计，欧俄生产额超过100万卢布的工厂一共有245个，占1.9％，但是这些工厂的产量占欧俄全部工厂年总产量的45.6％（卡雷舍夫的书第38页），而生产额不到5000卢布的工厂占全部工厂的30.8％，但是它们的产量只占总产量的0.6％，这个百分数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必须附带指出，卡雷舍夫先生在计算这些数字的时候，忽略了生产总额（＝产品价值）同原料加工费之间的区别。在我国工厂统计方面《索引》首次作出了这种相当重要的区分。[注：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保证足以肯定《索引》是严格而彻底地进行了这种区分的，即只有真正出售自己产品的工厂才呈报产品价值，而只有给别人的材料加工的工厂才呈报原料加工费。也可能有这种情况，例如在面粉业中（这一行业更经常会碰到上面所提到的不同情况），厂主有时呈报这种，有时呈报那种，完全是偶然的。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显然这两种不同的量是不能比较的，应该把它们区别开。卡雷舍夫先生并没有这样做，可以认为，小企业年生产量的百分数这样低，部分是由于把那些未指明产品价值，只指明产品加工费的企业包括在内了。我们在下面举出卡雷舍夫先生由于忽视了这种情况而犯的一个错误。由于《索引》区分了加工费同产品价值，由于它没有把消费税总额包括在生产价格内，就使得《索引》的数字不能同过去的统计书籍中的数字相比。根据《索引》的统计，欧俄全部工厂的生产额为134500万卢布，而根据《一览表》的统计，1890年的生产额为150100万卢布，如果从后一个数字中减去消费税总额（仅酿酒业就有将近25000万卢布），前一个数字就显得大得多了。

《一览表》（第2和第3版）是根据工厂的年产量进行工厂分类的（没有指出每一类在总产量中占的比重），但是由于前述登记的方法和确定年产量的方法不同，工厂的这种划分是不能同《索引》的资料相比的。

我们还必须研究卡雷舍夫先生的另一个错误论断。卡雷舍夫先生引证了各省工厂年生产总额的统计材料，情不自禁地马上拿它们同1885—1891年统计材料，即同《汇编》的统计材料比较。在后一类材料中没有关于缴纳消费税的行业的材料，因此卡雷舍夫先生就一心去找1894—1895年度产品总额少于以往各年的省份。这样的省份有8个（第39—40页），根据这一点，卡雷舍夫先生就断定“工业最落后的”省份中有“工业倒退现象”，断定这种情况“表明小企业在与大企业竞争时处境困难”等等。如果……如果卡雷舍夫先生的这些论断不是完全不可信的，那也许是非常深奥的。卡雷舍夫先生在这里没有注意到他所比较的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和标准不同的统计材料。我们现在就指出，卡雷舍夫先生提到的每一个省份的统计材料都是不能相比的。[注：我们在这里所引的不是《汇编》，而是《一览表》中1890年的统计材料，从中减去了缴纳消费税的行业。除去了这些行业，《一览表》的统计材料几乎同《汇编》的统计材料没有差别，因为它们都是根据工商业司的公报。要揭露卡雷舍夫先生的错误，我们不仅需要每个行业的详细统计材料，而且还需要每个工厂的详细统计材料。]1890年彼尔姆省的产品总额是2030万卢布（《一览表》），1894—1895年度的产品总额是1310万卢布；其中面粉业在1890年是1270万卢布（469个磨坊！），1894—1895年度是490万卢布（66个磨坊）。由此可见，表面上的“减少”纯粹是因为磨坊的数目偶然登记得不同而造成的。例如蒸汽磨坊在1890年和1891年有4个，而1894—1895年度增加到6个。这同样也说明了辛比尔斯克省产品“减少”的原因（1890年有230个磨坊，产品总额是480万卢布；1894—1895年度有27个磨坊，产品总额是170万卢布；蒸汽磨坊数各为10个和13个）。维亚特卡省产品总额在1890年是840万卢布，在1894—1895年度是670万卢布，即减少了170万卢布。然而1890年在这里计算了沃特金斯克采矿厂和伊热夫斯克采矿厂，这两个厂的生产额加在一起恰巧是170万卢布；1894—1895年度这两个厂因“直属”矿业司而没有统计在内。1890年阿斯特拉罕省的生产额为250万卢布，1894—1895年度为210万卢布。但是1890年的统计中包括盐业生产（346000卢布），而在1894—1895年度这一类工厂因归入“采矿厂”而没有统计。普斯科夫省1890年的生产总额是270万卢布，1894—1895年度是230万卢布；然而1890年算上了45个亚麻打麻企业，生产总额120万卢布，而1894—1895年度只统计了4个亚麻纺织企业，生产总额248000卢布。显然普斯科夫省的亚麻生产企业仍旧存在，只不过是没有列入表册而已（可能是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工人人数少于15人的手工业企业）。虽然比萨拉比亚省1890年和1894—1895年度面粉磨坊的数量相同，都是97个，但登记的方法却不同；据1890年的统计磨出面粉430万普特（＝430万卢布），而1894—1895年度大多数磨坊所报的都只是磨费，因而产品总额（180万卢布）是不能同1890年的统计数字相比的。下面两个例子正好说明了这种不同。列文宗的两个磨坊，1890年报的生产额是335000卢布（《一览表》第424页），而1894—1895年度磨费只是69000卢布（《索引》第14231—14232号）。相反，什瓦尔茨别尔格的一个磨坊，1890年报的产品价值是125000卢布（《一览表》第425页），而1894—1895年度是175000卢布（《索引》第14214号）；1894—1895年度面粉工业的生产总额中140万卢布是产品价值，40万卢布是磨费。维捷布斯克省也是一样：1890年有241个磨坊，生产总额是360万卢布；1894—1895年度有82个磨坊，生产总额是12万卢布，而且大多数磨坊报的只是磨费（蒸汽磨坊在1890年是37个，1891年51个，1894—1895年度64个），因此12万卢布中有一大半不是产品价值，而是磨费。最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卡雷舍夫先生发现的“工业倒退现象”纯粹是他计算中奇怪的错误造成的：实际上据《索引》的统计，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工厂生产总额不是象卡雷舍夫先生两次所指出的130万卢布（第40页和第39页；而1885—1891年是320万卢布），而是690万卢布，其中650万卢布是18个锯木工厂的。（《索引》第247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卡雷舍夫先生对他研究的材料是漫不经心的，而且缺乏批判，因此他就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至于卡雷舍夫先生和他的助手共同计算的《索引》的统计数字，应该说，由于卡雷舍夫先生没有把总计数字，即按各省和各生产部门分类的工厂、工人和生产总额的数字加以公布而大大失去了它的统计价值（虽然他想必是作了这些统计，但是如果把这些数字完全公布出来，那么一方面可供审核，另一方面则会给使用《索引》的人很大的方便）。由此可见，对资料的单纯计算非常片面，不完全，不系统，而卡雷舍夫先生匆匆忙忙作出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可以作为运用数字不当的例子。

现在再转到上面提出的我国工厂统计的现状问题，我们应该首先说明，既然“迫切需要”“关于各个生产部门的完整而可靠的统计材料”（《索引》的《序言》中是这样写的，这一点不能不同意），那么，要获得这样的统计材料就必须要有正常的工业调查，把所有一切工业作坊、企业和工种都登记下来，并且要定期进行。假如1897年1月28日关于居民职业的第一次全民调查材料[10]是令人满意的，并且是经过仔细研究的，那么这些材料将大大有利于进行工业调查。只要这样的调查还没有进行，也就只能是登记一些大的工业企业。目前收集和研究这一类大企业（现在大家都把它叫作“工厂”）的统计材料的制度应该说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个缺点是各个“主管机关”把工厂统计分散了，没有一个专门的、纯粹做统计工作的机关来集中收集、审核和研究关于一切工厂的所有资料。要研究俄国目前的工厂统计材料，你会感到好象是处在各个“主管机关”（它们各有一套特殊的登记方法和手段）的交叉管辖范围以内。有时甚至会发生在一个工厂内部划分管辖范围的情况，以致工厂的某一部门（例如铸铁部门）属于矿业司管辖，而另一部门（例如铁制品生产部门）则属于工商业司管辖。显然，这种情况会给利用这些材料的人带来很大困难，会使那些不太注意这个复杂问题的研究人员犯错误（而且已经犯错误了）。特别是关于审核材料的问题，应该说，工厂视察机关当然永远不可能审核出所有厂主呈报的全部材料是否属实。在现行制度下（材料的收集，不是通过专门的机关来调查，而是通过向厂主发调查表），主要应该注意这样一点：中央统计机关应同所有的厂主保持直接联系，经常监督材料的一致性，注意材料的完整性和向所有多少有些作用的工业中心发调查表，以防止偶然地把标准不一致的材料列入统计，防止对纲要作不同的运用和解释。现行制度的第二个基本缺点在于根本没有制定收集材料的纲要。如果这个纲要是坐在办公室里搞出来的，没有经过专家评定，没有在报刊上展开全面的讨论（这一点特别重要），材料永远也不会那么完整和一致。譬如我们已经看到，现在甚至象什么是“工厂”这样一个基本的纲要问题也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在缺少工业调查的情况下，在从企业主本人手中收集资料的制度下（通过警察局和工厂视察机关等），“工厂”的概念必须要有绝对明确的规定，并且只应以大企业为限，以期各地一律无遗漏地予以登记。目前“工厂企业”这一概念的基本因素看来定得相当适宜：（1）企业中的工人不少于15人（还应该研究区别辅助工人同真正的工厂工人的问题和确定全年平均工人人数的问题等等），（2）有蒸汽发动机（哪怕工人人数较少也可）。遗憾的是除了这些以外，又加上了其他一些十分模糊的标志，然而要扩大这个定义是必须特别谨慎的。譬如，如果不要把有水力发动机的较大企业漏掉，那就应该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一类企业哪些应该登记（以发动机不少于多少马力，或者工人不少于多少人为标准）。如果认为某些生产部门的较小企业必须加以统计，那就应该十分明确地把这些生产部门一一列举出来，并指出“工厂企业”这一概念的其他一些明显标志。应该特别注意“工厂”企业同“手工业”企业或“农业”企业（制毡、制砖、制革、面粉、榨油及其他等等）混合在一起的那些生产部门。我们认为刚才指出的“工厂”概念中的这两个标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加以扩大，因为在现行收集材料的制度下，甚至连这种比较大的企业也未必能够毫无遗漏地登记下来。这个制度的改革可以是局部的和非本质的改变，也可以是实施全面的工业调查。至于谈到材料的范围问题，即向企业主提出问题的数量的时候，还必须划清工业调查同现行统计的根本区别。只有进行工业调查才有可能也有必要争取材料的完整（关于企业的历史问题，企业同附近其他企业以及同附近居民的关系问题，商业方面的问题，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问题，产品的数量和品种问题，工资、工作日、换班、夜班和加班等等问题）。而作现行统计则必须非常慎重，因为比较可靠的、完整的和一致的材料即使少一些，也比大量片断的、可疑的和无法比较的材料要好一些。当然还必须增加使用机器的问题和产品数量的问题。

我们说我国工厂统计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材料不值得注意和不值得研究。完全相反，我们详细研究了现行统计制度中的缺点，为的是着重指出对这些统计材料必须特别仔细地研究。研究的主要和基本的目的应该是分清莠草和小麦，分清哪些是比较有用的材料，哪些是无用的材料。我们已经看到，卡雷舍夫先生和其他许多人的主要错误，正是没有分清良莠。“工厂”的统计数字是最不可靠的，不事先加以仔细整理（把比较大的企业分出来等等），无论如何是不能用的。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的总计数字要可靠得多（然而必须严格区别，是哪些生产部门，是怎样统计的，是怎样确定生产总额的等等）。如果需要更加详尽的总计数字，那么就可能发现一些材料是无法比较的，使用它们就会导致错误。民粹派所热心散布的俄国工厂减少和工厂工人减少（与人口相比）的谬论之所以产生，也只能以忽视了所有这些情况来作解释。

谈到材料的研究，那就绝对必须以每一工厂的材料，即卡片材料作研究的基础。这些卡片首先应该按地区单位来加以分类。以省为单位太大。工业分布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它要求按照城市、郊区、乡镇或形成工业中心或工业区的乡镇来分类。其次必须按生产部门分类。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我国最新的工厂统计制度带来了不适宜的变化，它断然抛弃了自60年代以来（和更早以前）就实施的旧的生产部门分类法。《索引》按照新制度把生产部门分为12部分；如果只是按照各部分收集材料，每一部分的范围就会过广而把一些性质不同的生产部门混在一起（如把呢绒和制毡，锯木和家具，造纸和印刷，铸铁和首饰，制砖和瓷器，制革和制蜡，榨油和炼糖，啤酒和烟草等等混在一起）。如果把所有这些部分详细地划分为各个生产部门，那么分类就会过细，数量将在300种以上（见上引米库林的著作）！按旧制度分为10个部分，约100个生产部门（按1890年《一览表》统计有91个），在我们看来，这种分类比较成功。其次，工厂必须按工人人数、发动机种类和生产量来分类。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为了研究工业的现状和发展，为了分清现有资料中比较有用的和无用的材料，这样分类也是特别需要的。目前我国工厂统计的出版物中最根本的缺点就在于没有这样分类（这在按地区分类和生产部门分类中是必要的），这些书只是确定了一些常常引起严重错误的完全虚构的“平均数”。最后，按照所有这些标志分类，不应该只是确定每一类（和每一小类）的企业数，而同时应该算出每一类中各企业的工人人数和生产总额，既包括使用蒸汽机的企业，也包括手工业企业等等。换句话说，除了分类统计表，还必须有综合统计表。

如果以为这种研究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劳动，那就错了。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局经费和人员都很少，却完成了每一个县的复杂得多的工作；它们整理了2万、3万或4万单张的卡片（全俄国比较大的“工厂”企业大概也不过15000—16000个）；而且每一张卡片的内容也极为广泛：在地方自治机关统计汇编中直栏就有好几百行，而在《索引》中还不到20行。尽管这样，出色的地方自治机关统计汇编不仅提供了按不同标志划分的分类统计表，而且提供了具有不同标志的综合统计表。

这样研究统计材料，首先会给经济科学提供必要的资料。其次会彻底解决区分比较有用的材料和无用的材料的问题。用这种方法研究统计材料，一下子就会揭示出某些生产部门、省份以及纲要的某些方面的统计材料的偶然性。这样就可能得到比较完整、可靠和标准一致的材料。这样就可能得到今后怎样保证统计材料的质量的宝贵示范。

载于1898年圣彼得堡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林《经济评论集》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卷第1—34页

【注释】

[5]《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卡雷舍夫教授在统计学方面的新功绩）》一文写于1898年8月下旬，载于1898年10月出版的列宁的《经济评论集》。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充分使用了这篇文章的材料和结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97—412、417—428页）。——9。

[6]《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俄国报纸，1863—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70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80—90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1898年和1901年曾经停刊。从1905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12。

[7]《法学通报》杂志（《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是俄国莫斯科法学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867—1892年在莫斯科出版。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和谢·安·穆罗姆采夫等。为杂志撰稿的主要是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在政治上主张进行温和的改革。——19。

[8]《世间》杂志（《Мир　Божий》）是俄国文学和科学普及刊物（月刊），1892—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先后担任编辑的是维·彼·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费·德·巴秋什科夫，实际领导人是安·伊·波格丹诺维奇，撰稿人有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帕·尼·米留可夫、马·高尔基等。90年代中期，曾站在合法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同民粹主义作斗争，在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1898年刊载过列宁对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的评论。1906—1918年以《现代世界》为刊名继续出版。——22。

[9]列宁对该书的详细评述，见《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235—332页）。——24。

[10]1897年1月28日（2月9日）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材料于1897—1905年分编出版。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2版中利用了这些材料。——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