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我们说，必须用70年代的那种献身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我们的比当时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的确，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

　　但是，最近有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大有把至今对这个问题的一切流行观点全部推翻之势。作出这个发现的是《工人事业》，它在同《火星报》和《曙光》进行论战的时候，不仅提出局部性的反驳，而且力图把“总的意见分歧”归结到更深的根源上去，即归结为“对自发因素和自觉的‘有计划’因素相比哪个意义大，有不同的估计”。《工人事业》提出的指责是：“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成自发因素的意义”[注：1901年9月《工人事业》第10期第17页和第18页。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对此我们回答说：即使同《火星报》和《曙光》的论战，只是促使《工人事业》想到这个“总的意见分歧”，而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其他的结果，那么单是这个结果也就使我们很满意了，因为这句话的含义很深，它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当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都非常清楚地点明了。

　　正因为如此，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普遍的关注，对这个问题应当十分详细地加以讨论。

　　（一）自发高潮的开始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90年代中期俄国有教养的青年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普遍的。大约同一时期，在有名的1896年彼得堡工业战争[45]之后，工人罢工也带有同样的普遍性。工人罢工遍及全俄，清楚地证明了重新高涨起来的人民运动的深度；假使要说“自发因素”，那么首先当然应当承认，正是这种罢工运动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和自发性也有不同。在7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都发生过罢工，当时还有“自发地”毁坏机器等等的现象。同这些“骚乱”比较起来，90年代的罢工甚至可以称为“自觉的”罢工了，可见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的进步是多么巨大。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为工人已经不象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多半是绝望和报复的表现，还不能说是斗争。90年代的罢工所表现出来的自觉色彩就多得多了，这时已经提出明确的要求，事先考虑什么样的时机较为有利，并且讨论别处发生的一些事件和实例，等等。如果说骚乱不过是被压迫人们的一种反抗，那么有计划的罢工本身就已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也只能说是一种萌芽。这些罢工本身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标志着工人已经感觉到他们同厂主的对抗，但是工人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90年代的罢工比起“骚乱”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是纯粹自发的运动。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注：工联主义决不象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排斥一切“政治”。工联一向都是进行一定的（但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鼓动和斗争的。关于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加以说明。]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90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经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了。

　　由此可见，当时既有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又有一些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武装起来而竭力去接近工人的革命青年。这里特别要指出那个常常被人忘记的（也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事实，就是这个时期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热心地从事经济鼓动（而且在这方面他们充分注意到了当时还是手抄本的小册子《论鼓动》[46]中那些真正有益的指示）的同时，不仅没有把经济鼓动当作自己唯一的任务，而且相反，一开始就提出了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广泛的历史任务，特别是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例如，创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47]的那些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895年底就编好了定名为《工人事业报》的创刊号。但是这个准备好要付印的创刊号，在1895年12月8日夜里突然被宪兵从一个会员阿·亚·瓦涅耶夫[注：阿·亚·瓦涅耶夫在拘留所被单独拘禁时得了肺病，于1899年在东西伯利亚去世。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把正文中所引证的情况公布出来，对于这些情况的确实性，我们可以担保，因为这些消息是从直接了解并最熟悉阿·亚·瓦涅耶夫的情况的人们那里得来的。]那里搜走了，于是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就没有能够问世。这张报纸的社论[48]（也许过个30年，会有一家象《俄国旧事》[49]那样的杂志把它从警察司档案中找出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且把争取政治自由作为首要任务。其次，有一篇《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的文章[注：见《列宁会集》第2版第2卷第65—68页。——编者注]，是揭露警察摧残识字运动委员会的；此外，还有许多不仅从彼得堡，并且从俄国其他地方奇来的通讯（如记载雅罗斯拉夫尔省工人流血事件[50]的通讯）。可见，90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这个所谓“初次尝试”，并不是要办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报纸，更不是“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是要办一个力求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并吸引当时一切受反动黑暗政治压迫的人来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凡是稍微知道一点当时的运动情况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报纸一定能够既获得首都工人又获得革命知识分子的完全同情，并且会得到极广泛的传播。而这件事没有办成只是证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革命经验和实际修养不够而不能适应形势的迫切要求。《圣彼得堡工人小报》[51]也是如此；《工人报》以及1898年春季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发表的《宣言》[52]更是如此。当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把这种缺乏修养的情况归罪于当时的活动家。但是，为了利用运动的经验，并且从这个经验中吸取实际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各种缺点的原因和意义。因此极为重要的是要明确，一部分（也许甚至是大多数）在1895—1898年间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即“自发”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极其广泛的纲领和战斗策略[注：“《火星报》对9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持否定态度，而忽略了那个时候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没有条件进行别的工作”——“经济派”在他们《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的一封信》（《火星报》第12号）中这样说道。正文中所援引的事实证明，所谓“没有条件”的说法是同真实情况绝对相反的。不仅在90年代末，即使在90年代中期，除了为微小的要求而斗争外，进行别的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也是完全具备了的，当时只是领导者缺乏足够的修养。“经济派”不公开承认我们这些思想家、我们这些领导者缺乏修养的事实，却想把一切都归咎于“没有条件”，归咎于物质环境的影响，而物质环境决定着运动的道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使运动脱离这条道路。试问，这不是屈从自发性是什么？这不是“思想家”欣赏自己的缺点是什么？]，这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大多数革命家缺乏修养，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忧虑。既然任务提得正确，既然有不屈不挠地试图实现这些任务的毅力，那么暂时的失利就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幸。革命经验和组织才能，是可以学到的东西。只要有养成这些必要品质的愿望就行！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

　　可是，当这种认识开始变得模糊的时候（这种认识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活动家中本来是很明确的），当有一部分人，甚至还有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机关刊物，竟想把缺点推崇为美德，甚至想从理论上论证自己对自发性的屈从和崇拜时，这个小小的不幸可就成了真正的大不幸了。对于这个派别，用“经济主义”这一过于狭隘的概念来说明它的内容是很不确切的，现在是作总结的时候了。

　　（二）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我们在讲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在书刊上的种种表现之前，先要指出下面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这是我们从上面所说过的那些人那里知道的），根据这个事实多少可以看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后来的两派之间的纠纷在彼得堡活动的同志们中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97年初，阿·亚·瓦涅耶夫和他的几个同志，在流放之前，参加了一次非正式会议[53]，到会的有“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的“老年派”会员和“青年派”会员。当时谈的主要是组织问题，也谈了《工人储金会章程》问题，这个章程的定稿发表在《〈工作者〉小报》[54]第9—10期合刊上（第46页）。在“老年派”（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开玩笑地把他们叫作“十二月党人”）和一部分“青年派”（他们后来积极参加了《工人思想报》的工作）之间，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青年派”拥护的就是后来发表的那个章程的主要原则。“老年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决不是这个，而是加强“斗争协会”，使它成为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使各种工人储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的那些小组等等都受它的领导。显然，争论的人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意见分歧就是分道扬镳的开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极个别的和偶然的意见分歧。可是这个事实表明，即使在俄国，“经济主义”的产生和泛滥也并不是没有经过同“老年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的（现在的“经济派”往往忘记了这一点）。至于这个斗争多半没有留下“文件的”痕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进行活动的各个小组的成员变动极其频繁，没有任何继承性，因此意见分歧也就没有用任何文件记载下来。

　　《工人思想报》的出现把“经济主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这也不是一下子暴露的。必须具体地设想一下当时俄国许许多多小组的工作条件及其生命的短促（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具体地想象出这种情况），才能懂得新派别在各个城市里成败的偶然因素是很多的，才能懂得为什么这个“新”派别的拥护者也好，反对者也好，都长时间不能断定，并且简直是根本无法断定，这究竟真是一种特殊的派别呢，或者只是个别人缺乏修养的表现。比如《工人思想报》头几号的胶印版，甚至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完全不知道，而我们现在所以能够引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的社论，只是因为在弗·伊—申的文章（《〈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7页及以下各页）中转引了这篇社论，而弗·伊—申自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来热心地——狂热地——夸奖这个同上面我们所说的各种报纸以及准备出版的报纸大不相同的新报纸。[注：这里顺便提一下：弗·伊—申夸奖《工人思想报》是在1898年11月，当时“经济主义”，特别是在国外，已经完全形成了，就是这位弗·伊—申，很快就成了《工人事业》的一个编辑。而《工人事业》当时却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两派的事实，而且直到现在还在否认这个事实！]而这篇社论却是值得谈一谈的，因为它把《工人思想报》和整个“经济主义”的全部精神都极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社论指出穿蓝色袖口制服的人[55]阻止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接着写道：“……工人运动如此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工人终于从领导者手里夺回了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来掌握了”，并且把这个基本论点进一步作了详细的发挥。其实，领导者（即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可以说是被警察从工人手中夺去的[注：从下面一个明显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比拟是恰当的。这个事实就是：在“十二月党人”遭到逮捕之后，施吕瑟尔堡大街的工人中间流传着一个消息，说这次遭到破坏是由一个同“十二月党人”的某个外围团体有密切联系的奸细Ｈ．Ｈ．米哈伊洛夫（牙科医生）促成的，于是这些工人非常愤慨，决定要杀死米哈伊洛夫。]，但事情却被说成是工人同这些领导者作过斗争而摆脱了他们的束缚！人们不去号召前进，号召巩固革命组织和扩大政治活动，而去号召后退，号召专作工联主义的斗争。说什么“由于力求时刻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了运动的经济基础”，说什么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工人为工人”。说什么罢工储金会“对于运动比一百个其他的组织更有价值”（请把1897年10月说的这段话和1897年初“十二月党人”同“青年派”的争论比较一下吧），如此等等。所谓我们应当着重注意的不是工人中间的“精华”，而是“中等水平的”即普通的工人，以及所谓“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注：这也是从《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那篇社论中摘录下来的。根据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56]的理论修养究竟怎样。当马克思主义者正在书刊上同这位早已因这样理解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得到了“干反动勾当的能手”这个雅号的真正的瓦·沃·先生作战的时候，这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却在重复这种把“经济唯物主义”粗暴地庸俗化的论调！]等等之类的话，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论调，并且对许多被吸引到运动里来的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这些青年往往只是从合法书刊上的论述中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片断的。

　　这表明，自觉性完全被自发性压倒了，而这种自发性出自那些重复瓦·沃·先生的“思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出自一部分工人，这些工人听信以下的说法：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工人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知道，斗争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工人思想报》创刊号的社论）。这类词句是西欧资产者向来爱用的武器，他们因仇视社会主义而亲自动手（如德国的“社会政治家”希尔施）把英国的工联主义移植到本国土地上来，向工人说，纯粹工会的斗争[注：德国人甚至有“Nur-Gewerkschaftler”这样一个专门名词，意思是：主张“纯粹工会”斗争的人。]就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什么未来的后代和什么未来的社会主义。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现在也来重复这些资产阶级的词句了。这里必须指出三种情况，这些情况对往下分析当前的意见分歧[注：我们强调当前的，是要请这样一些人注意，这些人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说：现在斥责《工人思想报》是很容易的，不过这是早已过去的事了！我们回答当前这些伪君子说：这里指的就是你，只是改了一下名字。关于这些伪君子完全被《工人思想报》的思想所征服的事实，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证明。]是很有用处的。

　　第一，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的现象，也是自发地发生的。这好象是在玩弄辞藻，但可惜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愈来愈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愈来愈多地登上舞台。不要说亲身参加过当前俄国运动的人，就是任何闻到过运动气味的人也十分清楚，事实正是这样。然而，我们所以要特别坚持让读者彻底弄清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所以要为了明确起见而引用有关第一次付排的《工人事业报》以及1897年初“老年派”同“青年派”争论的材料，是因为有些以自己的“民主主义”相标榜的人，总是利用广大公众（或者很年轻的青年们）不知道这个事实来投机取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讲到。

　　第二，根据“经济主义”最初在书刊上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极其独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当前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这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个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信条》这一纲领。这个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注：《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经济派”的来信。]，夸大自觉因素的作用[注：《工人事业》第10期。]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为了补充我们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要引用卡·考茨基谈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草案时所说的下面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注：《新时代》[57]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3期第79页。卡·考茨基谈到的纲领起草委员会的草案，由维也纳代表大会（去年年底）稍加修改后通过[58]。]：

　　“在我们那些修正主义批评派中，有许多人以为马克思似乎曾经断言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仅造成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且还直接产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是必要的那种意识〈黑体是卡·考·用的〉。于是这些批评派就反驳道，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对这种意识却是最陌生的。根据草案可以想见：被人用上述方式驳倒的这一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奥地利纲领的起草委员会也是赞成的。草案上写道：‘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是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无产阶级也就愈是不得不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也愈有可能来进行这个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就成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但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根源于现代经济关系，也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样，是从反对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群众的贫穷和困苦的斗争中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是并列地产生的，而不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它们是在不同的前提下产生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其实，现代的经济科学，也象现代的技术（举例来说）一样，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条件，而无产阶级尽管有极其强烈的愿望，却不能创造出现代的经济科学，也不能创造出现代的技术；这两种东西都是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黑体是卡·考·用的〉；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授给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von　auβen　Hineingetragenes）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urwuchsig）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直译就是：充实无产阶级〉。假使这种意识会自然而然地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那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新草案接受了旧纲领中的这个原理，而把它勉强附加到上面所引的那个原理上去。但是这样一来，道理就讲不通了……”

　　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注：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创立思想体系的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相应的程度上参加这一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全体工人的觉悟水平，就必须使他们不要自己局限于阅读被人为地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而要学习愈来愈多地领会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己局限于”，而是被局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读物的，而只有某些（坏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中的情况，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因此，《火星报》第12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都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如果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说的话大胆而透彻地通盘思考一番，正如每个从事写作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人都应当这样来仔细思考自己的见解一样，那他们就只能“把一双没用的手交叉在空虚的胸前”，而……而把阵地让给司徒卢威之流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或是把阵地让给祖巴托夫之流的先生们，由他们把工人运动拉到神父加宪兵的“思想体系”的路线上去。

　　请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走上（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盛情参与下）的那条进步党[59]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所需要的不是谈论什么轻视自发因素，什么策略－过程，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而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做法。为此需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许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比如说，柏林的工人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这种斗争直到现在也远远没有结束（也许那些根据普罗柯波维奇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历史，根据司徒卢威的著述研究德国运动的哲学的人，会认为斗争已经结束了[60]）。直到现在，德国工人阶级可以说还分属于几种思想体系：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天主教的和君主派的工会中，另一部分工人组织在崇拜英国工联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所创立的希尔施—敦克尔工会[61]中，还有一部分工人则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中。最后一部分工人比其余两部分工人多得多，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只是由于同所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才获得了这个首位，而且也只有继续进行这种不懈的斗争，才能保持这个首位。

　　但是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注：人们常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在下述意义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这个理论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通常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工人事业》恰恰忘记和曲解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猖狂地使工人接受它。]。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愈年轻，也就应当愈积极地同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作斗争，也就应当愈坚决地告诉工人提防那些叫嚷不要“夸大自觉因素”等等的蹩脚的谋士。“经济派”的来信的作者们和《工人事业》异口同声地攻击运动在幼年时期所特有的那种不肯容忍的态度。我们回答说：不错，我们的运动确实还处在幼年状态，而为了赶快成长起来，它正应当采取不肯容忍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用崇拜自发性阻碍运动发展的人。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早已经历过斗争中的一切重大变故的老年人，这是再可笑、再有害不过的了！

　　第三，《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向我们表明，“经济主义”这个名称（我们自然不想丢开这个名称，因为这个称呼毕竟已经用惯了）并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新派别的实质。《工人思想报》并不完全否认政治斗争，因为在《工人思想报》创刊号所刊载的那个储金会章程中，就谈到要同政府作斗争。不过《工人思想报》以为“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工人事业》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这个论点，它在自己的纲领中说：“在俄国，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比在其他国家更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那么《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的这种说法就是完全不对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工人的经济斗争往往是同资产阶级、教权派等等的政治相联系的（尽管不是分不开的）。假使所谓的政治是指工联主义的政治，即指一切工人普遍地要求由国家采取某些措施来减轻工人的地位所固有的困苦，但不是摆脱这种地位即消灭劳动受资本支配的现象，那么《工人事业》的说法就是对的。这种要求确实是敌视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会员以及天主教工人和“祖巴托夫的”工人等等所共有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可见，《工人思想报》对政治斗争的态度，与其说是否定它，不如说是崇拜它的自发性，崇拜它的不觉悟性。《工人思想报》完全承认从工人运动本身中自发生长出来的政治斗争（正确些说：工人的政治愿望和政治要求），但完全不肯独立地研究一下特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即适合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和现代俄国条件的政治。下面我们就要指出，《工人事业》所犯的错误也是这样。

　　（三）“自我解放社”[62]和《工人事业》

　　我们这样详细地分析《工人思想报》创刊号上那篇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现在差不多已被遗忘的社论，是因为它最早而且最明显地表现了一个总的潮流，这个潮流后来又涌现出无数细流。弗·伊—称赞《工人思想报》创刊号及其社论，说它写得“很尖锐，很有斗志”（《〈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第49页），这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认为自己提出了某种新主张的人，写起文章来总是“很有斗志”，总是很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只有那些惯于脚踏两只船的人才会毫无“斗志”，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昨天称赞《工人思想报》的斗志，今天却攻击该报论敌的“论战的斗志”。

　　我们现在且不谈《〈工人思想报〉增刊》（下面谈到各种问题时，我们还得引用这篇最彻底地表达了“经济派”思想的作品），而只简单地谈谈《工人自我解放社宣言》（发表于1899年3月，转载于1899年7月伦敦《前夕》[63]第7期）。这篇宣言的作者们说得很公道，“工人的俄国还刚开始觉醒，刚在那里举目四望并本能地抓住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但是他们也和《工人思想报》一样从这里得出了同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忘记了本能性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应当予以帮助的那种不觉悟性（自发性），忘记了在现代社会里“最初碰到的”斗争手段总会是工联主义的斗争手段，而“最初碰到的”思想体系总会是资产阶级的（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些作者也同样不“否认”政治，不过（不过！）他们跟着瓦·沃·先生说，政治是上层建筑，所以“政治鼓动应当是为经济斗争而进行的鼓动的上层建筑，应当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并服从于它”。

　　至于说到《工人事业》，那么它的活动一开始就是为“经济派”“辩护”的。《工人事业》竟在它的第1期（第141—142页）上公然撒谎，说它“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在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当前任务和策略问题》1898年日内瓦版。1897年写给《工人报》的两封信。]里警告“经济派”时“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但是在同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因这种谎话而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工人事业》又不得不承认它“是想用迷惑不解的口气来替所有那些比较年青的侨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辩护，以反驳这种不公正的责备”（即阿克雪里罗得责备“经济派”眼界狭小）。[64]其实，这个责备是很公正的，并且《工人事业》清楚地知道这个责备也落到了它的一位编辑弗·伊—申的头上。我想顺便指出：在上述争论中，在解释我的那本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26—449页。——编者注]时，阿克雪里罗得完全正确，《工人事业》却完全不正确。这本小册子是在1897年，在《工人思想报》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写的，当时我认为并且有理由认为我上面叙述过的圣彼得堡“斗争协会”最初的方向是占统治地位的方向。至少到1898年上半年为止，这个方向确实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工人事业》丝毫没有权利援引我这本小册子来否认“经济主义”的存在和危险，我这本小册子上所阐述的观点已于1897—1898年间在圣彼得堡被“经济主义”观点排挤掉了。[注：《工人事业》在写了头一段谎话（“我们不知道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所说的究竟是哪些年青的同志”）之后，为了替自己辩护，又在《回答》中写出了第二段谎话：“自从我们写了对《任务》一书的书评以来，俄国某些社会民主党人中已经产生或是较为明确地形成了经济主义片面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同《任务》一书描绘的我国运动的状况相比，就是后退了一步。”（第9页）1900年出版的《回答》是这样说的。但《工人事业》第1期（即登载有书评的那一期）是在1899年4月出版的。难道“经济主义”1899年才产生出来吗？不，1899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初次对“经济主义”提出了抗议（即对《信条》的抗议书）（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编者注）。“经济主义”是在1897年产生的，《工人事业》分明知道这一点，因为弗·伊—早在1898年11月（在《〈工作者〉小报》第9—10期合刊上）就称赞过《工人思想报》了。]

　　但是，《工人事业》不仅为“经济派”“辩护”，而且自己也时常滑到他们的基本错误上去。所以会滑下去，是因为《工人事业》的纲领中有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论点：“我们认为近年来发生的群众性工人运动〈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是俄国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基本上将决定联合会的书刊工作的任务〈黑体是我们用的〉和性质。”说群众性运动是最重要的现象，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整个问题就在于怎样理解这个群众性运动“决定任务”这句话。对于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或者是理解为崇拜这个运动的自发性，即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降低为专替这个工人运动当听差（《工人思想报》、“自我解放社”以及其他的“经济派”就是这样理解的）；或者是理解为群众性运动向我们提出了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新任务，这些任务要比群众性运动产生以前可以使我们感到满足的那些任务复杂得多。《工人事业》过去和现在都正是倾向于前一种理解，因为它根本没有明确地讲过任何新任务，而始终都认为，似乎这个“群众性运动”使我们不必去清楚地认识和解决运动所提出的种种任务。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工人事业》认为不可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而把这种任务降低为（为了群众性运动的利益）争取实现最近的政治要求的任务（《回答》第25页）。

　　《工人事业》编辑波·克里切夫斯基发表在第7期上的《俄国运动中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一文，也重复了同样的错误[注：例如，在这篇文章中，政治斗争中的“阶段论”或“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论是这样论述的：“政治要求按其性质是全俄共同的，但是在最初的时候〈这是在1900年8月写的！〉应当适合于该工人阶层〈原文如此！〉从经济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只有〈！〉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够、才应当去进行政治鼓动”等等（第11页）。在第4页上，作者反驳了那种在他看来是毫无理由的、说他们宣传经济主义邪说的斥责，他慷慨激昂地喊道：“试问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不知道，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也应当有首要的意义呢？”（黑体是我们用的）这“所以”二字是用得完全不恰当的。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波·克里切夫斯基所重复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的议论（即政治服从于经济等等），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伯恩施坦派的议论（例如沃尔特曼正是用这种议论来证明工人应当首先获得“经济力量”，然后才能考虑政治革命）。]，我们暂且不谈这篇文章，而直接来谈《工人事业》第10期。我们当然不准备去分析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对《曙光》和《火星报》提出的各条反驳意见。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工人事业》在第10期上所持的原则立场。我们也不想去分析，比如说《工人事业》发现下面两种提法是“绝对矛盾”的这种笑话。一种提法是：

　　“社会民主党不能用某种事先想好的政治斗争的计划或方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它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等等。（《火星报》创刊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7页。——编者注]另一种提法是：

　　“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火星报》第4号）[注：同上，第5卷第2页。——编者注]

　　原则上承认一切斗争手段、一切计划和方法（只要它们是适当的）是一回事，要求在一定的政治局势下遵循一个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计划（如果想谈策略的话）是另一回事；把这两者混为一谈，那就等于把医学上承认各种疗法同要求在医治某种病症时采用一定的疗法混为一谈。可是问题也就在于《工人事业》自己得了我们称之为崇拜自发性的病症，却不愿承认医治这个病症的任何“疗法”。因此它就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第10期第18页），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第11页，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后面这一句话很有希望成为一句名言，成为《工人事业》这一“派别”的一座不朽的纪念碑。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指导性的机关刊物所作的回答是：运动是运动的起点同它下面一点之间的距离改变的过程。可是，这种无比深奥的议论并不只是一个笑话（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值得特别来讲了），而且是整个派别的纲领，尔·姆·在《〈工人思想报〉增刊》上把这个纲领表述如下：最合适的斗争就是可能进行的斗争，而可能进行的斗争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斗争。这正是消极地迁就自发性的极端机会主义派别。

　　“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这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是把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正如民粹派在同我们论战时所做的那样。这就是贬低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广阔的前景，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千百万人的强大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指挥！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充满着时而由这个政治领袖时而由那个政治领袖提出的种种计划，证实了某个领袖所持的政治观点和组织观点的远见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个领袖的近视和政治错误。当德国遇到建立帝国、成立帝国国会、赐予普选权这种极大的历史转变时，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整个工作的计划，而施韦泽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当德国社会党人遭到非常法的打击时，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干脆号召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赫希柏格、施拉姆以及伯恩施坦（部分参与〉则提出另一个计划，他们向社会民主党人宣传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自己过分激烈和过分革命才招来了非常法，所以现在应当以模范行为来求得宽恕；当时那些筹备并出版了秘密机关报[65]的人则提出了第三个计划。在选择道路问题引起的斗争已经结束，历史对所选定的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下了最后的定论以后过了许多年，回顾往事，发表深奥的议论，说什么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这当然是容易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注：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有一章标题为Ein　Jahr　der　Verwirrung（混乱的一年），在这一章内他描写了社会党人在选择适合新环境的“策略－计划”时起先所表现的那种动摇和犹豫。]，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重蹈复辙的“策略－计划”的时候，局限于发表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等于“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恰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当他们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范围”[注：摘自《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6页。——编者注）]，当他们缺少更广泛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策略－计划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把党拉向后退。

　　《工人事业》往下又教训我们说：“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是要以本身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程或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火星报》在理论上是知道这一切的。但是，由于《火星报》对策略持有一种学理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提法，竟使《火星报》在实践上偏向于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第18页）

　　这又是瓦·沃·先生及其伙伴们才会有的一种极大的理论混乱。我们要问问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主观计划的制订者对客观发展过程的“轻视”，可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他会忽略这个客观发展过程正在产生或巩固、毁灭或削弱某些阶级、某些阶层、某些集团、某些民族、某些民族集团等等，从而决定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政治划分以及各个革命政党的立场，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计划制订者的过错就不是轻视自发因素，反而是轻视自觉因素，因为他缺乏正确了解客观发展过程的“自觉性”。可见，单是谈论什么对自发性和自觉性“相比〈黑体是《工人事业》用的〉哪个意义大的估计”，就已经暴露出完全没有“自觉性”。假如说某些“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一般是人的意识所能觉察到的，那么对这种自发因素的不正确估计，就等于“轻视自觉因素”。假如说这种因素是人的意识所不能觉察到的，那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因素，也无法加以谈论了。波·克里切夫斯基所讲的究竟是什么呢？假使他认为《火星报》的“主观计划”是错误的（而他正是宣布这些计划是错误的），那他就应当指明这些计划究竟忽略了哪些客观事实，就应当因这种忽略而责备《火星报》缺乏自觉性，用他的说法，就是“轻视自觉因素”。假使他不满意主观计划，除了援引“轻视自发因素”（！！）之外又没有其他论据，那么他以此只是证明：（1）在理论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和备受别尔托夫讥笑的卡列耶夫之流和米海洛夫斯基之流一样；（2）在实践上，他完全满足于那些把我们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引诱到伯恩施坦主义上去，而把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引诱到“经济主义”上去的“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并且他对那些无论如何也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自发”发展道路的人“十分恼火”。

　　再往下纯粹是些滑稽可笑的话了。“正如人们不管自然科学取得什么成就而还是要用古老的方式繁殖一样，将来新社会制度的出现也会不管社会科学取得什么成就以及自觉的战士如何增加而仍然多半是自发地爆发的结果。”（第19页）有一句老话说得妙：要生儿养女，谁没有智慧？——同样，“现代社会党人”（象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66]之类）也有一句话说得妙：要参与新社会制度的自发诞生，谁都有智慧。我们也认为谁都有这种智慧。为了参与，只要在“经济主义”流行时听从“经济主义”，在恐怖主义出现时听从恐怖主义就行了。例如，今年春天，正应当告诫大家不要醉心于恐怖手段的时候，《工人事业》对这个在它看来是“新的”问题感到困惑莫解。现在，过了半年之后，当问题已经不很迫切的时候，它却一方面向我们声明说，“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能够也不应当是阻止恐怖主义情绪的发展”（《工人事业》第10期第23页），同时又向我们提出代表大会的决议，说“代表大会认为有计划的进攻性的恐怖手段是不合时宜的”（《两个代表大会》第18页）。你看，这话说得多么清楚、多么圆通！我们不去阻止它，但宣布它不合时宜，而且这样宣布的意思是说，“决议”并没有把无计划的和防御性的恐怖手段包括在内。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决议很保险，完全可以保证不犯错误，正如一个说话是为了什么也不说的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一样！为了拟定这样一个决议，只要善于做运动的尾巴就行了。当《火星报》讥笑《工人事业》把恐怖手段问题说成一个新问题时[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2页。——编者注]，《工人事业》怒气冲冲地指责《火星报》“把一群侨居国外的作家在15年以前提出的那种解决策略问题的办法强加于党的组织，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第24页）。的确，预先在理论上解决问题，然后设法说服组织，说服党和群众相信这个解决办法正确，——这是多么狂妄和多么夸大自觉因素啊！[注：同时还不要忘记，“劳动解放社”“在理论上”解决恐怖手段问题时，还总结了以前的革命运动的经验。]如果只是旧调重弹，不拿什么“强加于”人，对于每一次向“经济主义”或向恐怖主义的“转变”都唯命是从，那该多么好呀。《工人事业》甚至对这一伟大的处世秘诀作了概括，责备《火星报》和《曙光》“把自己的纲领同运动对立起来，把自己的纲领当作凌驾于混沌状态之上的神灵”（第29页）。难道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正是要成为“神灵”，不仅凌驾于自发运动之上，而且要把这一运动提高到“自己的纲领”的水平上去吗？它的作用当然不是做运动的尾巴，因为，如果做运动的尾巴，那么好则对运动无益，坏则对它极其有害。所谓的《工人事业》不仅追随这种“策略－过程”，而且把它奉为原则，因此，与其把《工人事业》这一派别称为机会主义，倒不如（根据尾巴这个词）称为尾巴主义。而且不能不承认，下定决心要永远做运动的尾巴跟着运动走的人，是永远和绝对不会“轻视发展过程中的自发因素”的。　 


　　总之，我们确信，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新派别”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就在于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群众的自发高潮愈增长，运动愈扩大，对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表现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愈无比迅速地增长起来。

　　俄国群众的自发高潮来得这样迅速（并且继续在迅速地发展），以致社会民主党的青年们对于完成这些巨大的任务显得缺乏修养。这种缺乏修养的状况是我们大家的不幸，是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幸。群众的高潮在连续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和扩大起来，不仅没有在它开始发生的地方停止，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青年学生、整个知识界以至农民都掀起了风潮）。但是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论”或自己的活动中，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连续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组织。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明确指出，《工人事业》贬低我们的理论任务并“自发地”重复“批评自由”这一时髦口号，因为重复这一口号的人，对了解机会主义者“批评派”的立场和革命派的立场在德国和俄国是完全相反的这一点缺乏“自觉性”。

　　在下面几章中，我们就要来考察一下，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方面和组织工作中，这种对自发性的崇拜是怎样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