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房里（1919年7月）

　　在下房里[48]（1919年7月）

　　同志们从南方带来了一些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的刊物，使我们多少看到了对方那个营垒里的“思想生活”。巴扎罗夫和马尔托夫在哈尔科夫出版的《思想》[49]，米雅柯金、彼舍霍诺夫、布纳柯夫、维什尼亚克、波特列索夫和格罗斯曼的《未来的日子》[50]，巴拉巴诺夫、斯捷·伊万诺维奇、米雅柯金和彼舍霍诺夫的《南方事业》[51]和《联合》[52]，——这就是这些刊物和某些著名撰稿人的名字。

　　仅仅零散的几期刊物，就已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气味，使人立刻感觉到象是置身在奴才的下房里。有教养的、以社会主义者自命自居的、浸透资产阶级偏见并充当资产阶级奴才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这一群著作家的真面目。这伙人形形色色，千差万别，但从政治上看，这些差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为归结起来，他们的差别也只在于履行资产阶级奴才的义务时是虚伪还是真诚，是粗鲁还是细致，是笨拙还是巧妙。

　　一

　　由于职务关系，奴才都穿着燕尾服，具有文雅的外貌和适当的风度，戴着雪白的手套。奴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爱人民，一方面这是必然的，因为出奴才的那个阶层必定是极端贫困的；另一方面，这对老爷们也有利，因为这使他们能够“练习”行善，首先当然是照顾产生仆役、管家和工人的阶层里的“驯服的”人们。拥有奴才的阶级愈聪明、愈有教养，他们执行自己的政策就愈有步骤，愈周密，他们利用奴才在劳动人民中充当奸细，利用对部分劳动人民让步来分裂劳动人民，巩固自己的地位，使希图得到一点小恩小惠的“效劳者”从老爷财富的增加得到好处，如此等等。

　　当然，准许奴才爱人民仅仅是在极小的限度内，而且必须有俯首听命的表现和“安慰”被剥削劳动者的决心。顺便提一下，费尔巴哈曾非常准确地回答了那些维护宗教、把宗教当作“安慰”的源泉的人们，他说，安慰奴隶是有利于奴隶主的事情，而真正同情奴隶的人，则是教导他们愤恨、举行暴动和打碎枷锁，而决不是去“安慰”他们。奴才们把一朵朵的假花装饰起来，借以“安慰”被雇佣奴隶制的锁链束缚着的雇佣奴隶。主张解放雇佣奴隶的人，则从锁链上摘下装饰它的假花，使奴隶们更加自觉、更加强烈地憎恨他们身上的锁链，尽快地挣脱锁链并伸手摘取新鲜的花朵。

　　奴才的地位使奴才必须把一点点爱人民的行为同百般听从主子和维护主子利益的行为结合起来，这就必然造成奴才这类社会典型所特有的虚伪性。这里问题正在于社会典型，而不在于个人的特性。奴才可能是最诚实的人，是家庭里的模范，是优秀的公民，但他必然表现出虚伪，因为他的职业的根本特点就是要把他“必须”“忠心耿耿”为之效劳的主子的利益与提供仆役的那个阶层的利益结合起来。因此，如果用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即从千百万人及其相互关系看问题，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奴才这类社会典型的主要特性就是虚伪和怯懦。奴仆的职业所培养的正是这些特性。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奴隶和全体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这些特性是最本质的特性。

　　二

　　自称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都想给人民上政治课。因此，他们不能不涉及我们所经历的整个时期的根本问题，即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问题，请看一看他们是怎样谈论这个问题的。

　　帕·尤什凯维奇先生在《联合》杂志上以《革命和内战》这个题目写了一篇大文章。要知道这是一篇怎样的著作（姑称之为著作），只需看看作者下面的两段议论：

　　“……社会主义所抱的目的是进行一种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并靠大多数人来实现的革命，它没有理由〈！！〉采用往往是夺取政权的少数人所必然采取的内战方法〈！！！〉……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一旦成熟到足够彻底了解自己所担负的解放的世界性使命及与此相关的任务，就一定会把它〈内战〉和历史上野蛮行为的其他残余一起抛弃……”

　　这岂不是妙论吗？

　　俄国资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立刻就谋求与外国资产阶级协商并达成协议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劳动人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资产阶级。1918年初在芬兰是这样。1918年初在俄国的北部和南部也是这样，当时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德国人结成联盟来扼杀布尔什维克。在格鲁吉亚也是这样。德国人以金钱和武器供给克拉斯诺夫。后来协约国的资产阶级收买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和邓尼金，把军队派往摩尔曼、阿尔汉格尔斯克、西伯利亚、巴库和阿什哈巴德。

　　国际资产阶级，首先是德国资产阶级，然后是英法资产阶级（两者不止一次地联合在一起）向胜利了的俄国无产阶级发动战争，现在一个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倒向资产阶级的人，却出来劝告工人“抛弃”“内战方法”！这难道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形态的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53]吗？

　　也许有人会对我说，尤什凯维奇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文丐，根本不能代表任何政党，任何政党也不替他负责。但这是不对的。第一，《联合》杂志的全体工作人员及其整个派别向我们表明的正是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伙伴们的这种奴才行为的典型。第二，以尔·马尔托夫为例。这是一位最有名的（也几乎是最“左的”）孟什维克，同时是伯尔尼国际的一位最受尊敬的人物，他同伯尔尼国际的思想领袖卡·考茨基是志同道合的。

　　现在来看看马尔托夫的论断。他在1919年4月《思想》杂志的一期里谈到了“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他非常熟悉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献和布尔什维主义。关于内战，这位著作家这样写道：

　　“……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我说过，由战争引起的工人运动的危机，首先是‘道德危机’，是无产阶级各个部分不再互相信任的危机，是无产阶级群众不相信旧道德旧政治的价值的危机。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这种互相信任的丧失，这种思想纽带（在近几十年内，这种纽带不仅把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连接起来，而且在某些时期内还把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把这二者同自由主义的和信基督教的工人联合起来）的毁坏，会引起无产者之间的内战……”

　　黑体是马尔托夫先生用的。他自己强调在这里评价的正是内战。也许他甚至是在强调他完全同意考茨基的意见，因为后者在任何场合都是这样论断内战的。

　　这一论断极巧妙地掩盖着卑鄙的行为，用大量谎言欺骗工人，极无耻地出卖工人利益，假仁假义，背叛社会主义，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考茨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玩弄”机会主义几十年居然积累了这么多的奴性！

　　第一，考茨基和马尔托夫假惺惺地为“无产者之间的内战”流泪，是想以此来掩盖他们倒向资产阶级的行为。因为事实上，内战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在被剥削群众同少数剥削者进行内战时，总有一部分被剥削者同剥削者一道来反对自己的弟兄，在历史上向来就是这样，而且在阶级社会里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都承认，如果有一个法国人在旺代[54]农民举行暴动拥护君主制和地主的时候痛哭“农民之间的内战”，那他就是一个虚伪得令人厌恶的君主制的奴才。考茨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先生们就是这样的资本家的奴才。

　　全世界强大的国际资产阶级率领着一部分受骗的、缺乏认识的、头脑闭塞的工人来扼杀一个国家中把资本推翻了的工人，而考茨基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的恶棍却为“无产者之间的内战”痛哭流涕。这些家伙不得不采取那种令人讨厌的虚伪行为，因为他们不能公开承认，他们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战中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

　　第二，马尔托夫、考茨基和整个伯尔尼国际都非常清楚，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曾得到工人的同情，因为他们宣传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考茨基在1902年曾谈到革命和战争之间的可能联系，说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大概比以往的革命更会与内战同时发生。1912年整个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宣言中庄严地宣称：未来的战争是与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分不开的。但是战争一爆发，第二国际的“革命家”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奴才！

　　布尔什维克在1914年11月宣称，帝国主义战争一定要变为国内战争。这是真理。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事实。马尔托夫在谈到“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但马尔托夫不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他的思想已经彻底破产，那些以市侩的藐视的表情鄙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思想的人们的观点已经完全破产，却虚伪地“指责”“无产阶级群众”，说群众自己“不相信旧道德旧政治的价值”！！

　　叛徒们把自己的背叛归咎于群众。群众同情布尔什维克，普遍走上革命的道路。根据某些人的“理论”，这就是群众的过错，这些人一生都在表示效忠革命，为的是革命到来时站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来反对无产阶级。

　　第三，战前对社会主义的内部斗争有两种不同的理论。考茨基、马尔托夫和大多数机会主义者把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看作是一个阶级一个运动中合乎情理的两派，是不可或缺的两翼。他们斥责这两派的决裂。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每一紧要关头，这两派的接近和打成一片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指责主张分裂的人没有远见。

　　另一种是布尔什维克的看法，他们认为：改良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影响的传播者；在显然是非革命的形势下，作为权宜之计可以联合改良主义者；一旦斗争十分尖锐，特别是在革命开始的时候，同他们决裂或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谁是正确的呢？

　　布尔什维克。

　　在全世界，战争使工人运动发生了分裂，使社会爱国主义者倒向了资产阶级。继俄国之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在，维护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之间的“思想纽带”，就意味着支持诺斯克和谢德曼这些工人出身的刽子手，他们帮助资产阶级杀害了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杀害了同资产阶级展开革命斗争的成千上万的工人。

　　载于1925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3—24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139—145页

　　【注释】

　　[48]本文按原拟提纲共有7章（见本卷第419页），仅写了其中的《奴才们》和《内战》两章。——131。

　　[49]《思想》（《Мыспь》）孟什维克的杂志，1919年1—7月在哈尔科夫出版，初为周刊，后为双周刊。直接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弗·亚·巴扎罗夫、Ｃ．德夫达里昂尼（萨纳）、Ｍ．克里切夫斯基等。该杂志总共出了15期。列宁提到的尔·马尔托夫的《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一文于4—7月刊登于该杂志第10、12、13、15期。——131。

　　[50]《未来的日子》（《Грядущй　День》）是孟什维克派的杂志，1919年3—4月在敖德萨出版。直接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Ｃ．Ｏ．扎戈尔斯基、Д．Ｏ．扎斯拉夫斯基、帕·索·尤什凯维奇、马·文·维什尼亚克、阿·瓦·彼舍霍诺夫等。该杂志总共出了两期。——131。

　　[51]《南方事业》（《Южное　День》）是孟什维克的定期文集，1918年在哈尔科夫和基辅出版，共出了两集。直接参加该文集工作的有：米·巴拉巴诺夫、Г．瑙莫夫和Ｃ．苏姆斯基。——131。

　　[52]《联合》（《Объедийнение》）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这一派的杂志（月刊），由Ｈ．Ｍ．奥西波维奇和巴·索·尤什凯维奇编辑，1918年9月—1920年在敖德萨出版，总共出了5册。列宁在本文第2节提到的尤什凯维奇的《革命和内战》一文，发表于1919年1—2月该杂志第1—2期合刊。——131。

　　[53]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长篇小说《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中的主要人物波尔菲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洛夫廖夫的绰号。犹杜什卡·戈洛夫廖夫满嘴仁义道德，经常引用《圣经》上的格言，实际上灵魂十分肮脏，是贪婪、无耻、伪善、阴险、残暴等各种丑恶品质的象征。——134。

　　[54]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3年3月这里爆发了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大多数叛乱者是受反革命教士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