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自由派的坦率见解（1914年6月10日〔23日〕）

　　一位自由派的坦率见解（1914年6月10日〔23日〕）

　　自由派难得坦率。他们（以米留可夫和立宪民主党为首）通常遵循这样一条准则：人长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

　　自由派难得对公众发表明确的政治见解。他们通常是蒙蔽公众，拍着胸脯对天发誓说：我们也是民主派。

　　因此，国家杜马代表、“左派十月党人”自由派梅延多夫男爵的坦率的见解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例外。看来，梅延多夫确实要比某些立宪民主党人左些。这个见解发表在《言语报》（1914年6月1日）第146号上，是评论政治形势的。

　　梅延多夫先生象所有自由派资产者一样，“不相信反动方针削弱”。他仍然象所有的资产者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特别伤心地确认，政府的政策把国家推上极端危险的道路”。

　　这个自由派男爵认为极端危险的是什么呢？

　　他写道：“社会条件和政治制度之间的不相适应日益加深。一旦社会上安定的和温和的分子被政府排斥到次要地位，广大群众就会登上政治舞台的前台，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我认为都是很不妙的。迷信民主制对我是格格不入的。”

　　迷信民主制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知道，民主制就是最完善的、彻底摆脱了农奴制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民主制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它只是使自由的、公开的、广泛的阶级斗争成为可能。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民主制，同时知道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全部局限性。男爵这个自由派地主声称反对“迷信”，反映了他对民主制的农奴主式的仇视。

　　民主制就是没有中世纪的或者说农奴主的特权，就是群众统治。梅延多夫恰恰不喜欢广大群众登上政治舞台的前台，所有的自由派、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也都不喜欢。

　　立宪民主党人和所有的自由派害怕民主甚于害怕反动。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必须感谢梅延多夫，感谢他坦率地吐露了自由主义对民主制的仇视。知道真相总是有益的。

　　自由派害怕广大群众登上政治舞台的前台，这就是关键所在。

　　但是梅延多夫如何解释他这样害怕呢？这里他就不坦率了。他写道：

　　“我非常担心，不久将来的广大民主群众的口号同不久以前民主派的理想口号会大相径庭。最近以来的种种事实表明，广大群众极其容易受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和行为感染……我担心，不久的将来，民主派的激进主义会同与文化毫无共同之处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冲动’和睦相处。我有时候暗自为这种情绪设想了这样一种离奇的可能性，即将来会要求废除……俄罗斯出身和信仰正教的人的死刑。”

　　如果梅延多夫男爵是诚实的，如果他的头脑中不是从青年时代起就塞满了“唯心主义的”废物，那么从他的“担心”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必须转到社会民主党人这边来！

　　这是因为只有社会民主党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为争取最广泛最完整意义上的文化、反对一切“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和行为”而斗争。

　　一旦大俄罗斯农民彻底摆脱农奴制的压迫，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大概会加强，而目前大力培植这种情绪的正是梅延多夫在党内和“社交界”的同僚，大俄罗斯的地主和资本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除了民族主义者－反动派以外，还有民族主义者－自由派（或者说民族主义自由派，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就属这一派），最后，还有民族主义民主派。

　　由此究竟应得出什么结论呢？是必须“担心”由农奴制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制俄国过渡呢，还是必须全力支持并帮助这种过渡，同时一分钟也不忘记无产阶级反对任何资产阶级（即使是民主资产阶级）、反对任何民族主义（即使是农夫民族主义）的阶级斗争？

　　梅延多夫先生由于害怕民主派而向农奴主求救。而工人们说：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反对农奴主，同各民族的工人结成联盟反对任何民族主义，其中包括既反对大俄罗斯的、也反对农民的、也反对民主派的民族主义。

　　载于1914年6月10日《劳动的真理报》第11号

　　译自1970年《苏共历史问题》第4期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