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政策是怎么制定的？（3）

由于公共政策在制订过程必须在多种利益及观点中斡旋以求得平衡，考虑多方需求，因此政策制定是一个需要理性因素的社会过程而非一个单纯的理性过程。同时，人们已经有了他们各自发现问题、利益或价值的方法，所以解决任何假设问题的同一方法是不存在的。由于价值观、利益的不同，更恰当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就是在这些差异中达成协议。在对这些政策需求进行心理分析的过程中就应该承认并关注这种差异的存在，而不是想办法去消除它。

Bauer提出：任何有政治背景的政策的出现和严肃的政策制定过程都不应该包含唯一的、决定性的问题解决方法。因为现实中政策分析的背景包含时间、能力等多重因素，政策过程也不是理想的完全在掌控之中、有始有终的过程。他在文章中一直呼吁应将研究重点持续连贯得放在研究政策制定过程上，建议政策制定在采用心理分析时应该提高分析者理解政策的能力，使得其分析的结果能够符合政策制定者想要预见政策实施和执行结果的需求。［3］

Brayfiled则更重视研究为什么进行心理分析前应关注对即将制定政策本身的理解的原因，因为这关系到心理分析的结果能否被政策制定者所理解和需要，如果受委托进行心理分析的研究者不能如政策制定者所愿提供其所需的报告或结论，那么政策制定将受到影响并且出现偏颇。［4］

（三）对心理分析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的讨论更加广泛和深入

从呼吁政策制定过程参考心理分析结果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于心理分析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究竟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和充当什么角色的问题，一直在公共政策分析者和心理学家中争论不休。这些讨论在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得更加广泛而深入。一些政策分析者和公共政策制定者认为心理分析的结论无非就是通过研究数据和原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心理现象，因此这些研究只要在政策评估阶段提供政策实施后公众的反响和心理变化的数据即可，不应该过多的影响政策的制定；而另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心理学家则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必要采用心理分析方法和成果，这样能确保出台政策更加具有针对性和人性化。由此可见，双方都是认同心理分析与公共政策相关的这一观点，只是在具体应在政策过程中的哪个阶段相关以及相关的程度上有所分歧。显然，后者认为心理分析的地位更加重要。

关于公共政策中采用心理分析重要性的最完整表述就是Segall的《人类行为与公共政策》一书，其主要论题是：通过心理分析能够提高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普遍理解并指导政策制定和实施，使这些问题得以改善。对于心理分析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书中提供了三种模式。［5］

在第一种模式下，心理学家只是将心理分析的结果提供给需要运用它的人，至于政策难题则留给政策制定者去解决。事实上，这种情况正是长久以来最常见的心理分析参与政策制定的情况。解释这一情况的最好例证就是Loftus和Monahan的关于心理分析如何用于司法政策的文集。而且在这些研究中，心理学家提交的心理分析报告已不仅仅局限于手头这些特殊案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状况分析结果，供法官和陪审团作参考之用。

在第二种模式中，心理分析被政策制定者用来作为考察政策制定后公众心理反应的工具，这种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被作为评估研究而推广，具体而言可分为三类：一是政策实施过程分析，二是政策效果分析，三是综合分析。政策实施过程分析是对政策是否按照计划实施进行，以及实施过程中公众的心理反应的分析；效果分析是对政策是否产生预期的改良和改善效果，以及公众的满意度进行的分析；综合分析是对以上两种分析的综合。这些心理分析的结果可用于：（1）破除一些流传的误解；（2）度量公共服务提供的水平；（3）制定合理的计划出台新的政策，改进现有政策。

第三种模式是完全使用心理分析作为政策制定的方法。这一模式更适用于小范围政策的制定如幼儿教育项目等，而不适合用于涉及公共领域的政策制定。但也正是这种模式引发了最多公共政策和政治思想领域的争论和关注。其代表人物B.F.Skinner在《超越自由与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一书中总结了一些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活动是如何被环境外力所塑造和控制，并称这一原理可用于有计划的社会改革。［6］事实上这种模式基本上是没有推广的可能的。这里我们不会讨论这一并不成立的角色模式，但值得肯定的是，他提出了如果心理分析应用于政策制定，则整个过程可受控制，因此这一理论比前两种认为政策制定过程不可改变而只是加以影响的观点更积极一些。

正是这些越来越多的探讨和争论，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政府部门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心理分析成果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和政策评估手段，并且也由此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