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友人眼中的李大钊

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大约在1920年前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翌年1月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里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经济决定论’尚存有疑问，而在1920年，他就消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怀疑……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也与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更加强化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版，18页）

所谓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是指1920年底，李大钊加入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堺利彦等在东京成立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据现存日本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该同盟的花名册显示，有几位会员的名字疑似中国人或朝鲜人，但著名者只有李大钊。另一位当时滞留北京的日本人会员是丸山幸一郎（1895-1924，笔名丸山昏迷、昏迷生），是当时的日文报纸《新支那》和《北京周报》的编辑、记者。石川认为：“可以肯定地说，介绍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就是这位丸山。”（《中国共产党成立史》，20页）

丸山昏迷在北京的日本人圈子里很有名，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资源，其本人的名字，也曾在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中多次出现。当时也住在北京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樱美林学园的创立者清水安三（1891-1988）回忆说：“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周作人和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周作人和李大钊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18页）

清水其实与李大钊是老相识，早在李留日时期，便曾登门拜访过他。当时是通过另一位丸山——丸山传太郎牧师的介绍，李大钊就住在这位丸山牧师所开设的丸山学寮里。学寮位于山吹町，离李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很近便。两层小楼，面积不小，约有四十坪（日本传统面积计量单位，一坪约等于三点三平方米），住着几名中国留学生，身穿立领学生服的李大钊是其中一位。每逢周日，便在楼上两间相通的房间里举办主日聚会活动，日本学生总有十数人参加。清水印象最深的是，唱赞美歌的时候，李大钊弹管风琴为大家伴奏：“看着这位日后的共产主义者‘大物’，在周日学校里弹奏赞美歌，那真是有趣的光景。然而过去的信主之人，却转向成了社会主义者。”笔者从未见过对早年李大钊皈依基督的记录，但早稻田时代，李确实曾修习过著名基督徒教授阿部矶男的社会政策课程。

多年后，清水再次见到李大钊，是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做东的、为日本客人接风的宴会上。七八个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海龟”，因为是欢迎日本人，所以宴会上大家都说日语。久别重逢，不胜唏嘘。两人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从此过从颇密。

清水去李大钊家，即使没有二十次，也有十四五次，他说：“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李大钊家位于在《鲁迅日记》中屡屡出现的山本医院附近，西单往北，第一个或第二个胡同向西拐，一间朝北的屋子。中等人家的模样，与陈启修、胡适的宅邸相比，朴素得多。门柱上有孔，孔里穿着铁丝，铁丝的先端系着一块小木牌，一拉木牌，便响起“叮铃铃”的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