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维稳大局与三农新解（3）

这个人为的颟顸演变终于证明中国也“可以”有符合西方经典理论的政治架构，随即，使21世纪的中国终于走向了经典理论早已全面论述过(但长期以来却很难经典地发生)的两大对立阶级主导的社会演进。

同期，农村也由于可被资本化的要素(如青壮劳动力和土地)率先离农，而导致最难以被资本化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成为留守农村的主要群体和不断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遂使农村加剧衰败。

当然，这一切，不仅符合一般市场规律，而且也符合被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训不断地证明着的市场失灵。由于当前各地招商引资盛行所体现的主流的发展逻辑仍然是以资为本，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推进农村组织载体的建设与组织创新，使“草根”为主的农村真正享受农村发展新政的实惠，而这正体现了新的发展阶段对乡村稳定及良性治理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并且近年来不断强化涉农投资，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农民人口大国的“三农”发展(而不仅仅是一般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客观上具有国家稳定战略的公共品属性，而长时间以来，这种仍然属于这种国家层次的公共品供给明显不足。

“城乡统筹”内在地呼应了这样一种客观要求。

也就是说，任何相对而言超脱了一般资本利益诉求的各地政府，均须将“三农”发展与乡村稳定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使其服务于整体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作私人物品，追逐其作为产业经济和市场领域的利益最大化。

也因此，“城乡统筹”的内涵首先是城市对传统多样化乡村社会的反哺，使其得到可持续的条件；而非简单地任由城市去“化”农村。

生态文明：加强农业生态安全，缓解农业现代化的负外部性

“三农”中的农业问题，早已不是产业扩张阶段要求的数量目标：增产和增收，而是农业生态安全。这是一个包括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的安全、食物的数量及质量的安全等方面的综合性概念。

中国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和西亚北非干旱带相似的大陆地区，只是中国东部有太平洋季风带来的季节性的降水，中西部有沿着横断山脉南北走向上攻至秦岭的印度洋暖湿气流。客观上看，有这两个特殊地理条件，才有五千年灌溉农业内涵村社理性的所谓东方文明。其实当代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客观原因也主要是在1960~1970年代政府出资组织劳动力大规模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把有效灌溉面积从不足20%提高到接近50%。要知道，非灌溉与灌溉之间的产量差别是70%。

人们应该知道，1956年提出农业现代化，主要不是农民和农业的需求，而客观上是工业部门为了工业品下乡的需求提出来的——以乡为单位实现规模经济作为“集体化+机械化”的基础条件是其主要内容。那一轮农业现代化造成的后果是农民贫困和集体化失效。

而这一次，如果继续搬用盎格鲁撒克逊野蛮资本主义模式下的简单生产力外延扩张的所谓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的方式，顺理成章地增加现代要素投入，其结果一定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最大化的问题。

一是农业成为最高面缘污染的行业。二是越来越严峻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这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也就是农业现代化制造的巨大的外部性问题，都主要是以有限农业资源追求高产量甚至追求收入增加所必然带来的结果。

缓解农业外部性问题绝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说法，我们面对的新问题是如何使农业不再成为一个过度破坏资源环境、造成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的领域。

既然农业生态安全内涵有三个不可分割的范畴——资源、产量、质量，那就既包括资源领域的水土光热、草原、林区、高原和山区等生态化的资源条件及生存其中的乡土社会的生态化存在；也包括产业领域的从品种品质到生产经营的全要素投入产出过程的生态化改造，及其相关的海内外市场的全面和立体的统筹协调。在资源方面主要体现为生态化的环保问题；在质量方面，则是食品安全问题；产量方面前文已指出单纯强调增产可能会带来的负外部性。下文主要就资源、质量方面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