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理工除名“海不归”背后隐情复杂

越来越多的滞留国外者正转换着各种身份“回来”，对高校的管理者来说，解决“海不归”现象已不能只靠“除名”一种方式

2月的太原，天气丝毫没有转暖的迹象。太原理工大学人事处处长刘光焕还在家过寒假，但整个假期他都在焦虑之中度过。

2011年12月，太原理工大学宣布对103名公派出国进修、多年逾期不归的教师解除编制。虽属校方“最后通牒”，但作为人事处处长的刘光焕仍旧期望：也许有人会在截止日期前回来?

事实并非如他所愿，直至放假前也没有一个教师或家属找他，要求采访的记者反倒不少，这让刘光焕有些无奈。

其实，大学对滞留国外的教员解除编制的做法在国内并不罕见，在诸多类似的事件背后，存在着制度、政策甚至国情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

滞留

公告是在12月15日下发的。当日，太原理工大学人事处在校内贴出公告，内容为“根据太原理工大学《关于不再保留田有亮等103名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公职的决定》(校人字[2011]21号)文件，请下列103名同志本人或委托亲属于2012年1月15日前到校人事处办理离校、档案转移等有关手续(后附名单)”。

很快，公告被人拍下来传到网上，其后一周多时间里，这张照片被网友广泛传播。103人的数字让一些不熟悉大学编制的网民觉得太庞大了，“怎么这么多人滞留国外?”“教师的爱国热情哪去了?”一时间，网友议论纷纭。

在刘光焕看来，这个数字并不吓人，太原理工大学属于211工程重点大学，有着4000名教职员工的编制，目前有教员1900多人， 103人的比例不算太高。而且这些人都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学习深造后逾期未归的，是二十年间积累的结果。

1997年，太原工业大学、山西矿业学院、太原工业大学材料学院三校合并，成为新的太原理工大学。

“合并成立太原理工大学前，三个学校或多或少都有出国逾期不归人员存在，合并后这些人汇总到一起就显得人数很多。”刘光焕特意解释。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列入名单的103人基本上为1984年至2001年间公派出国进修后逾期未归，其中一多半滞留美国。也有极少数是自费出国的和探亲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刘光焕说，103人中滞留国外最短的六七年，最长的有25年。出国时他们的学历是本科和硕士，职称大多是讲师，在当时属于高端人才。占着编制，又不回来教学，长期下去肯定不是办法。

刘光焕说，国外优良的科研、生活条件是上述教师去国不归的主因。“有些人中已拿到了绿卡，有了很好的职位，有的人在跨国公司上班，有的人自己办公司，有的人在国外高校获得了教职，所以根本不在乎编制。”

事实上，教师滞留国外的现象在国内高校中并非个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中便屡屡有人“逾期不归”。国家教委原副主任韦钰曾对媒体透露，1978-1996年间，国家公派4.4万人出国留学，回国3.7万人，回归率为84%;单位公派8.6万人，回国4.8万人，回归率为仅56%;即当时总数近5万国家和单位公派人员没有按规定回国。

“当时大环境就是这样，好多学校都有这种现象，并不是太原理工大学一家。”刘光焕说。

对长期不归的教师宣布解除公职成为国内高校不得已的举措。山东农业大学在2005年曾发文件决定“不再保留刘芳等87名逾期不归出国人员公职”;2009年，武汉科技大学对包含出国逾期未归者在内的20名长期不在岗人员进行了处理;同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要求出国逾期未归长期离岗的21名原教职工办理离校手续;2010年，华中农业大学决定“不再保留毕戈等15名出国(境)逾期未归人员公职”;2011年初，湖南大学清退包括6名教授在内的26名擅自离岗出国逾期不归的教师。

劝归

“学校一直在想办法让这些人才回来”，太原理工大学外事处负责人吴长建说，之所以到现在才取消编制，和太原理工大学采取的感召政策有关。

为了给滞留国外的人一个“台阶”，太原理工大学一直保留着103名出国逾期不归人员的编制、档案和公职，但是工资停发。

吴长建说，1986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未经批准逾期不归的，一年内停薪留职，一年后是否保留公职，视不同情况由派出单位决定。“当年往发达国家外派留学生时，最担心的就是‘人不回来’，所以这些限制规定一般都执行得较严。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保留编制‘吃空额’的事情。”

在人才资源远不如北大、清华的太原理工大学，最终选择了争取这些滞留海外的人才回归学校的做法——长时期保留公职。

吴长建记得，从十多年前开始，逢年过节，外事处的姓赵的老处长就带着他们到滞留者家中拜年。有时还要给能联系上的滞留者寄贺卡、发邮件，甚至想各种办法直接打电话。“但效果不是很好，还是没什么人回来”。

逾期不归的现象1996年以后开始改观。

吴长建说，1996年，国家成立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派出国留学要按照“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制度化程序进行，留学前要缴纳好几万保证金，违约还要缴纳好几万违约金，再加上国内这几年经济发展比较快，大环境好了，滞留国外的现象也越来越少。

“从2001年开始到目前，太原理工大学公派人员几乎没有滞留国外的情况发生了。”

教育部官员的讲话证实了上述说法。

据中国网报道：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刘京辉秘书长在教育部2009年第6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中国公派留学生规模从1996年的每年不足2000人已增至2009年的每年12769人。在应回国的45553人中，实际回国了44555人，按期回国率达到了97.81%。这比1996年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太原理工大学的“怀柔”策略并非完全没有效果。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该校一些滞留人员至今仍和学校保持着联系，有的甚至回到母校讲学。据刘光焕介绍，逾期未归并非“不相往来”。部分逾期未归人员为太原理工大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科研项目的合作、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学术前沿的介绍上作用显著。

学校坚持怀柔策略还有一个原因， 1996年前出国的滞留人员的学费资助大部分都来自教委和省教委，而真正太原理工大出资的几乎没有。

“相当多的人已经把学费交还给大使馆了，本来钱数就很少，才1年的学费，大约几千英镑。”吴长建说

不欠学校钱，加上学校也很“客气”，很多滞留的人甚至能经常回学校，双方“心照不宣”。

2011年5月的一天，吴长建甚至在校园里碰见了1991年就从理工大学出国的谷丰收，谷丰收现在已经是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高级研究员、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如今他被太原理工大学聘为机械工程学院的高级专家和教授。

在太原理工本次解除职位的103人名单中，已担任澳大利亚某大学教授的李春柱、荷兰皇家科学院苏中波教授和美国高级工程师张云青博士三人均名列其中，颇富意味的是，三人都作为太原理工大学的“杰出校友”受邀将在2012年参加这所老牌大学的110周年校庆，而他们都是80年代、90年代初从太原理工出国、逾期未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