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预防性防御》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位很特殊的作者写的一本很特殊的书，一部篇幅不大、分量却相当重的国际政治和战略学作品。

这里讲的“特殊”，第一层含义是说两位作者有非同寻常的身份。A.卡特博士，物理学家出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军控事务和“预防性预防”的高级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前些年曾任助理国防部长(主管冷战后的俄罗斯裁军事务)、白宫负责朝鲜半岛事务总协调人的高级顾问等要职。W.佩里博士，数学家出身，做过投资银行家和斯坦福大学教授，主持过许多重要的军事发展和军备控制项目，曾任里根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副部长和(一段时期)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现为美国政府涉朝事务总协调人。

特殊性的第二层意思是，两位作者在任职期间与中国交往甚多，尤其与我军方有过各种各样的广泛接触，十分了解我们的想法和实力(包括弱点)。尤其是佩里先生，他不仅在1980年率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了我国，而且，在90年代中期由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台湾海峡危机期间，正是佩里先生直接下令派遣两艘航空母舰的编队到台海两岸对峙的附近海面“游弋”。近两三年中，已不担任国防部长但仍兼其他“敏感职务”的佩里先生曾多次来华，不仅与我军所有最高层领导人有过会晤，也同中国国际政治和战略学界进行过多次所谓“第二轨”的对话。在我的印象里，与某些美国人惯有的狂妄自大做法不同，至少看上去佩里先生显得儒雅和长于沟通。特别要指出的是，佩里先生在《预防性防御》里专辟一章，讲他任上发生的台海危机和美方“应对”，以及近期他和卡特博士同中国有关方面交往的感受。了解一下佩里部长当时的动机和想法，包括他对我方做法及决心的评估，是有必要的。

最特殊之处也许在于，虽然两位作者现在均已不担任国防部的具体职务，却仍以“高级专家”或“特别顾问”的半官方半民间身份，直接被美最高决策层委以有关东亚事务的重任。他们在书中仔细介绍了自己近年来主笔写成或参与起草的某些基本战略概念(如作为美国新安全战略的“预防性防御”范畴)和某些纲领性文件(如“北约-俄罗斯关系”的基础文件、美国在后冷战时期“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技术扩散”的原则、美国未来对朝关系的设想)。对关心国际战略问题的中国读者而言，上述情形自然使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例如两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内森教授和罗斯教授合著的《长城与空城计》、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也多少有别于美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大外交》或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因为后者属于已卸任的政府要员的个人观点。我相信，这本薄啊的书字里行间反映出的“权威性”与“当下性”，是它将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

以《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命名的这本书，用两位作者的话说，讲的是在苏联解体、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必须面对的有别于以往的若干”全球性危险“或”重大安全威胁“，和为防备这些”威胁“而制定的”21世纪美国国家防御战略“。在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四十余年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十分明确，即”遏制苏联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扩张“。到90年代初，美国人相信，这种危险已经消除，至少很难感受到来自同一方向的”迫在眉睫、清晰无误的威胁“。然而，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与磨合，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麻烦。作者把冷战后时期美国安全面临的”新威胁“或”主要危险“，按严重性和范围大小分成三等。较小的威胁是在某些偏远地方(如索马里、卢旺达和海地)发生的战乱，其次是重大的地区性威胁(如”伊拉克对波斯湾的威胁或朝鲜对韩国的威胁“)。危及美国全球利益的头等威胁有五个，它们是：俄罗斯有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陷入混乱和孤立，走上侵略的道路”；“俄罗斯及其他从前苏联分裂出去的国家有可能丧失对前苏联核武器的控制”；“中国有可能走向敌对，而不是在国际体系中以合作的精神发挥作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可能扩散，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美国境内有可能发生其规模和能量前所未有的‘灾难性恐怖主义活动’”。

针对上述所谓“新威胁”，佩里和卡特提出：“制定和推行一项预防性防御战略，是当今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军方领导人的首要使命。”他们强调，美国不但要以实力为后盾，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确保美国安全的最终手段，而且应当建立和实施不同于传统威慑战略的预防性防御战略，在一个不太稳定且不那么确定的世界里，“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在这项新战略中，五角大楼仍起着关键作用，但预防性防御同时又“是一项内容广泛的政治军事战略，包含了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和军事。”比如，它可以设立美国国会的专门拨款，甚至动用美国国防部的资金，向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提供各种好处(如资助兴建军人住宅、增加民用技术和经济贸易往来等等)，促使这些国家销毁那些易使美国人致命、同时“可能看管不严”的武器或技术；它可以通过与潜在对手国的军方和其他上层精英的多种交往，影响这些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它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广泛“接触”、核查和遏制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国家的某些“敏感设施”(如核反应堆或可能的生化武器实验室)；它可以建立对付各种新型恐怖主义的特种部队，在传统军事力量无法顾及的领域制约和消除来自“无赖国家”和敌对势力的挑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之是敦促美国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们在“预防”二字上下够功夫。

预防性防御战略虽然是一项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新安全战略，但我们一望便知它是地道的“美国货”。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实力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已“雄居世界之巅”，美国的安全观念发生了变化，其“安全边界”大大扩展，从相对安全向绝对安全转化，传统的威慑战略已不再适用，亟需一项新的安全战略取而代之。预防性防御战略虽然重在“预防”，看似防御性质，实际上却张力十足。美国实施这项战略的总体目标是运用各种综合手段消除可能来自任何方面的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包括来自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形成的威胁，地区性冲突的威胁，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等。这项战略在要求最大限度地消弱其他有关国家军事力量的同时，却要求美国保持强大的军备实力，以作为最终确保安全的手段，其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痕迹非常明显，恐怕很难为有关国家所接受。

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两位作者对美中关系前景的预测。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冷战后时代国际安全领域内最重大的事态之一”，它当然也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决策者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作者同时指出，中国和美国并没有注定走向冲突，它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假使美中彼此视对方为敌人，潜在的合作因素就会受到压抑，潜在的敌对因素势必上扬，恶意和磨擦的循环最终将导致大的对抗，“双方都会为由此产生的结果而后悔”；如果双方采取理智态度，各自“以本国根本利益为准绳，两国在安全领域内的共同利益就必然会多于分歧”，已有的和即将出现的各种磨擦就不会蔓延成大的“火灾”。针对中国读者的关注，两位作者在中文版前言里，对美中关系的前景作了谨慎乐观的预测：“(美中全面对抗的)局面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一些客观因素应当能够使美中两国的政策更加接近。美中两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同多于异。我们在亚洲都需要一个稳定的安全框架，因为我们两国的经济都离不开亚洲的稳定。同样，面对下一个世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派别冲突等全球性的威胁，我们两国都需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与此同时，这两位著名的战略思想家在书中提醒美国决策层：对于中国的崛起，“需要制定一项预防性防御战略。美国现在有机会在中国如何确立自己的地位，它在21世纪的国际制度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中美关系今后走向何方等方面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警告说：“'遏制'中国不是一项可行的选择。这样一项战略恰恰会把中国推向美国的反面，而这正是我们希望避免的。无论是美国公众还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国，都不可能为推行这一冒险的战略付出重大努力并承担昂贵的费用。”在我看来，这两位细致严谨、以分析见长的专家的观点，属于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相对温和的主张，与时下众多的强硬反华喧嚣是有区别的。冷静想一想，不管其中有多少我们无法苟同的地方(包括某些曲解、谬误和威胁)，但避免出现大的较量的论点，对于发展总体水平仍旧低下、急需有利环境改造和发展自身的中国来说，确实是应当而且可以赞成的。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美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会保持其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中国的快速崛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国之间的矛盾乃至磨擦肯定会越来越多。对此要有清醒的、足够的认识，切忌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决策者和有关部门来说，关键的一点，是如何使那些难以克服的矛盾与磨擦保持在某种可控的状态，防止它们在某种惯性的推助下，逾越危险的“警戒线”，即在军事上“摊牌”直至发生不可收拾的冲突。在此意义上讲，外交、军事和国际战略属于需要统筹兼顾的“复杂艺术”，对它们的不同设计和运作，可以造成巨大的差别。

古人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的战略家和国际政治研究学者应该读读这本书，并且思索一下这本书所提出的“预防性防御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