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央讲师团兴衰：男女关系成敏感问题（3）

“实在太寂寞了”

很快到了这一年的教师节。刘军去上课时，课桌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礼物，讲台下埋藏着察颜观色的眼睛;回宿舍，三五个学生羞涩地敲门，要送他礼物。有写给他的小诗、特意买的工艺品，也有自己手工做的饰品，让刘军生出十二分的惊喜和满足感。

但教师节过后，分团的几个人开始反思，一致决定，一是不能违反校规，二是不要跟本校老师差距太大。“否则我们过分热情，把别人晾一边了。”

1985年年底时，他们这个分团因工作投入，受到多方赞扬。武炳统建议他们组成一个巡回短训班，内容包括交响乐欣赏、民乐欣赏等。武炳统也加入他们的队伍，讲授如何作曲。来参加短训的除了中小学音乐教师，还包括机关企业的文艺骨干等。

巡回短训时，正是南方的冬天，透骨地冷。淮南师范学院音乐组一位教手风琴的女老师体恤他们，从家里拿来手套给他们。后来这位女教师成了刘军的妻子。

刘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讲师团里多是年轻干部，出发前，团长千叮咛万嘱咐，让大家下去不要谈恋爱，怕影响不好，所以他和手风琴女教师知道困难重重，都很克制，直到讲师团工作结束后，两人才开始确定关系。

在讲师团，男女关系是一个敏感的问题。1986届中央讲师团成员、原中国原子能研究院的李剑芒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所在的湖南团，由于前一届成员生活作风出现问题，以至于他到了湖南溆浦县的教师进修学校后，几乎没人和他说话。

但他自己下去后，很快就理解了犯错误的前任。因为，“实在是太寂寞了”。他说:“下去一年，极端的枯燥无聊。一年下来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忍耐枯燥而不出问题。”据他所知，他是湖南团中唯一一个被当地评选为最佳教师，且离开时当地开欢送会的。

作为团长，武炳统的工作主要是教育调研，常常要跟分团开会，了解下面的师资情况，布置任务，每周还要写一份简报上报，还需要经常下去慰问讲师团成员。

他去的最艰苦的地方，是大别山区的将军县——六安县。在六安支教的，是广电部的行政管理局。

“下雪封山后，整个大别山区进不去。封山前家家户户准备一批土豆过冬，穷得叮当响。1985年我去六安，女孩连生存权都没有，有的生下来就被扔了，别说受教育了。”武炳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根据我当时看的资料，印度的教育水平都比我们高得多。”

相比六安，淮南师范学院无论是师资还是生活环境，算很好了。分团5个人，二男三女，其中一个女同志会做饭，每到周末就用宿舍的小电炉炖肘子给大家吃。

在合肥团总部的武炳统、田鹤年就没这么幸运了。武炳统记得，冬天合肥大街上的烤白薯特别诱人，他和田一人买了一个，怕被熟人看到，偷偷在树林里吃。

那一年，田鹤年迷上了邓丽君，马尔强迷上了跳交谊舞。冬天的晚上，哪儿也去不了，田鹤年在屋子里唱歌抒情，或者与马尔强搭档跳交谊舞，武炳统从旁指导。

“这就是仅存的娱乐了。”武炳统笑道。

讲师团结束

1986年8月，胡耀邦以一篇《再同年轻知识分子谈成长道路问题》的演讲，在人民大会堂迎来了归来的1985届讲师团，又送走了1986届讲师团。

刘军获得中央讲师团安徽团先进个人奖，他所在的组被授予先进小组奖。

1986年，一些省市也开始组织讲师团。分配到中央及省级党政机关的万名大学毕业生，多被要求参加讲师团，作为见习期的工作。这一年，讲师团达到18000人。

讲师团的规模和影响都日益扩大。但是问题和争议仍然存在。

“有些困难的地方感觉是负担，不认为是你帮助我。讲师团成员里也有些人自高自大，自恃中央来的，看不上人家。”金长泽解释说。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一职。2月，李鹏在中央讲师团第52期《情况反映》上批示：“紫阳同志对讲师团的工作有一重要批示，大意是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支持这件工作。这几年我们有些大学生和研究生未经实践锻炼和考验就进入国家机关，很需要补这一课，讲师团是形式之一，今年讲师团怎么办，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具体改进措施。”

尽管讲师团的工作仍在继续，但1987届、1988届讲师团的动员大会，规格远不如1986届和1985届。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教育部档案馆查到的资料，1989年，国家教委向各部委和各省下发了一份文件，标题为《停止选派一九八九届中央机关讲师团》，但此文件标注为“绝密”，迄今仍未解密。

历时4年多的中央讲师团就这样结束了。教育部的档案显示，从1985到1988年，中央和省市一共派出近50000人，一共参与培训中小学教师40万，职业技术人员15万，中学生15万，各类长短培训班1600余个。举行专业技术讲座，150万人次参加。

中央讲师团的成员在后来的工作中，大多得到组织上的重用。如，刘军1994年担任了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团长，马尔强回京后调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处长，并兼任江泽民的秘书。

中央讲师团办公室副主任尚莒城总结道，讲师团成员的优势是知识面较宽，专业基础比较扎实，信息量大，不利的是缺少教学经验。因此，他认为，办培训班是一种很适合讲师团的办学形式，这样，既能加快师资培训，又能扬长避短。

金长泽认为，即使现在看来，中央讲师团也有其重要意义。“它一方面增强了中央对地方的了解，帮助落后地区增强师资，传播了一些新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对年轻知识分子的个人成长也有很大帮助，不但丰富了他们的人生经历，而且他们后来成长为领导干部以后，对落后地区的教育也会给予一定的倾斜和帮助。”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