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央讲师团兴衰：男女关系成敏感问题（2）

“又一次上山下乡”

中央讲师团从6月份开始报名，实行“自愿报名、组织审批、领导批准”的方式。但由于讲师团对成员有一定要求，所以很多时候，是组织上有指向性人选，再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年50岁的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武炳统是自愿报名参加的讲师团。他是建国不久即入党的老革命，所以立刻响应了党的号召。

27岁的刘军刚刚被提拔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所属的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副团长，是艺术团里最年轻的副团长。他记得，大概在6月底7月初，他和同事被艺术团团长王力叶叫到广播剧场贵宾室开会，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还有个演出，会不会耽搁了。”刘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还有就是不知道我去了能干吗，专业是否对口。”尽管有些顾虑，他还是很快答应下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单位都这么顺利。

许多人认为，中央讲师团是为精简机构的又一次上山下乡，回城困难，也有人怕条件艰苦，或觉得自己不胜任，顾虑重重。

“教育系统内部也有看法。这些人又不懂教育，能行吗?没当过老师，还培训老师。一直有争论。”金长泽说。

金长泽每天忙于给各单位分配指标、指派去向。据他介绍，哪个部委在地方上有联系点，就尽量派到相应的地方，也能加强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因此，航天部被派到了甘肃，农牧渔业部和煤炭工业部被派到了黑龙江。

那一阵，金长泽的办公室从早到晚都是来解释情况谈条件的人，最多的时候每天有二三十拨。

最终的报名情况是，20个单位超额，30多个单位完成，还有十几个单位没完成。共组成22个讲师团，最大的团是四川团，300余人，最小的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团，仅40人。

中国广播艺术团报名人员共78人，都被编进了安徽团。“安徽团比较特别，都是中直机关的干部，包括全国总公会、全国妇联、《人民日报》、中央办公厅和广播电视部等单位。”如今77岁高龄的武炳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安徽团一共有近200人，是比较大的团之一。由于中国广播艺术团所占的人数最多，武炳统被任命为团长。副团长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副局长田鹤年和全国总工会的张文生。两个秘书，一个是中宣部教育处的副处长马尔强，一个是《工人日报》的记者张凡，分别负责内外勤。

安徽团又分为8个分团。刘军和广播艺术团下属的民乐团拉二胡的丁洪根、合唱团的刘玉芳，以及广播电视部的周凤英、中纪委的徐立，被编在了一个分团，派往安徽淮南师范学院。

“学生们眼睛都亮了”

出发前，刘军做了许多功课。

他在地图上查到淮南的具体位置，得知那里是煤城，在收拾衣物时就少带了白衬衫。他又跑了三趟书店，买回来大概一二十本书，多是关于基本乐理的。他仍然困惑他到底能做什么，但想必基本乐理是要用的。单位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比砖头还大的录音机，他又挑了些磁带，包括《梁祝》《黄河》《红旗颂》《二泉映月》等，并用团里装乐器的大木头箱子装上了巴松。巴松是他的专业。

1985年8月25日，十七八个小时的火车之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蚌埠。

刘军看着下午一两点仍灰蒙蒙的天，激动的心情减去大半。火车站里一个小孩，从脏水里捡起胡萝卜，在衣服上蹭蹭，就吃了起来。

他们受到了地方高规格的接待。淮南市教育局副局长带领学校校长、教育处处长来接站。分管文教卫的副市长和教育局局长则亲自在学校门口等候，陪同安置宿舍，参观学校。

宿舍离教学区不远，不到20平米，简单布置了床铺和桌椅。学校看起来干净整洁。

“我觉得意外的是，学校竟然还有一架钢琴。”刘军坐上去就叮叮咚咚弹了起来。校长说，刘老师，你教钢琴吧。

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时，刘军让学生欣赏音乐《快乐的农夫》。他让学生在琴声中想象一幅画：小牧童骑着牛，在宽广的田野里，看着远远的夕阳。

“学生们眼睛都亮了，那种表情，是迫切地期待你讲的下句。”刘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这给我了一个反馈，他们太缺少音乐的启发。”

朴实的学生们不知道老师手上的巴松是什么，于是叫它“大烟管”“呼噜噜噜”。

有时候，晚上过了规定的熄灯就寝时间，刘军也会在琴房教课。有几次受到校保卫处的委婉警告。“我带着学生正练琴呢，保卫处的人梆梆梆敲门进来，对我很客气，‘刘老师，没问题您尽管练’，然后对学生使眼色。”刘军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