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张学良入党之谜

15年前，当我在《中间地带的革命 中国革命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首次披露张学良曾要求加入中共的问题时，在大陆几乎没有引起过任何特别的关注。一半是因为发行上的原因，一半是因为那个时候气氛有些异样，因此，除了茅海建教授那样对传统的党史说法有颇多疑问的少数学者以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样一本突出强调中国革命外部原因的书。这本书被人重视，反倒是蒋永敬教授，他专门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传记文学》杂志上。不过，蒋教授是台湾国民党史研究的专家，他重视这本书，其实也不是因为他关心我对中共党史有着怎样新的说法，而是对书中谈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试图加入中共，并通过中共接通苏联，发动“西北大联合”的情况深感兴趣。因此，他尽管评的是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用的标题却是《有关西安事变的新资料》。不仅如此，蒋教授还极力推动并鼓励我把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内幕具体地写出来。由此也就有了1995年我在台湾出版的《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一书。

相信凡是对西安事变史研究多少有些了解的读者都知道，在1995年之前，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的西安事变研究，都很少具体讨论到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中共和苏联在西安事变发生的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问题。这并不是大家对此不感兴趣，没有人不知道张学良与周恩来有过延安会谈，也没有人不知道西安事变一发生，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亲赴西安，直接参与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代表蒋介石的宋美龄、宋子文之间的谈判过程，以及莫斯科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问题上可能发生过作用。很多年来，面对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与大陆公布的周恩来在事变期间打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的不同说法，人们也都在猜测：究竟在事变期间，在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发生过什么，他们两人的说法谁的更真实一些？而读过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的读者，也会或多或少地对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发生强烈的兴趣。然而，因为缺乏足够的研究资料，这一切迷团都无从解答。不仅如此，大陆的学者中间甚至还逐渐开始流行起一种说法，即认为中共不仅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毫无作用，就是当时中共自身的政策，也还是受着张学良影响呢。

不用说，《西安事变新探》一书的出版，全面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人们从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曲款，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自然，这本书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入党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献，并且结合相关史料，具体地介绍了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的经过，和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所做出的不同反应。仅此，已足以否定那种关于中共对于西安事变几乎不起作用的说法。

但是，让笔者意料不到的是，随着张学良先生去世，大陆报刊杂志乃至于网络上却突然刮起一股旋风，将过去那种否定中共作用的说法刮得无影无踪。人们迅速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转而热衷于谈论这样一个惊人的话题：原来“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由于从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到张学良研究专家张友坤等，先后都出来撰文作证， 再加上个别纪实文学作家渲染炒作，此种说法一时间似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海外一些华文报刊和网站也据此纷纷发表评论，宣称：“历史即将改写！”以往按照大陆史观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观点，“会发生根本的动摇和改变”。因为，张学良既然是中共党员，那么理所当然西安事变是中共在幕后主导。中共既然推动并主导了事变，自然也就应当与张同进退。然而，当张学良按照与中共的约定发动了事变之后，中共却迫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压力改变了对张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诺，把张晾了起来。如此才造成张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只身陪蒋介石回南京以领罪，进而惨遭蒋介石软禁半个多世纪的可悲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