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及律师业的可持续发展（2）

这是西方美国的一种状况，其实我们看其他的国家，从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这些主要的发达国家，谁在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包括法治的大厦，我觉得是这些法律人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在国家现代化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刚才我们提到美国著名的总统像林肯、罗斯福两个总统。当年的美国经济危机也是一个法律出身总统——罗斯福总统。在俄罗斯也是这种状况，俄罗斯原来就是一个欧洲的小国后来变成大国，我们看俄罗斯的领导人，从列宁，当然到后来也有戈尔巴乔夫，也有普金，包括普金的学弟梅德韦杰夫，他也是一大批的法律人。所以，我想法律人在国家现代化，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他的可持续性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我们为法治大厦的建立，为国家，就是为国家司法的发展，国家法制的发展做贡献。另一方面，也为很自然的去参政议政，为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做贡献，还有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全面现代化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刚才我们谈到法制在过去30年在中国的发展变化，我们法律人的作用在西方的情况，我们中国法律人在过去30年，甚至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在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法律人的作用同样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大家知道，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陈独秀先生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说我们国家为什么老是被人欺负，老是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结论是我们缺乏两位先生，他没有说两位女士，一位是“德先生”，一位是“赛先生”。我们感觉，这两位先生非常的重要，要有民主，要有科学。但是还有一位先生，也很重要，而且是长期被我们忽视的，就是“劳先生”或者叫“法先生”，如果没有第三个先生，我们中国的科学发展，我们投入不可谓不多，中国人民为民主事业的发展也不可谓不大，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有“法先生”的参与，中国的科学、民主、经济发展将会更加健康，速度更快。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我们回顾这30年，我们律师在国家的作用，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从一开始，仅仅做刑事代理，我们的业务就是刑事代理带来，后面进入民事代理，到我们国家的企业，国有公司到私人公司，纷纷成立法务办公室，律师的业务就扩展到经济领域了。到后来，我们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也成立法制工作办公室，完善司法行政机构，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变化。好象在广东有不少的政府现在聘请律师做法律顾问，作为政府律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非常好的态势。1998年，江泽民主席（当时国家主席）在接见中国法学会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讲话，当然这个讲话好象没有正式的对外发布。他就讲，我们法律工作者，在国家的作用应该是得到提升的，他就说了，我经常接待外国领导人，一谈就是法律出身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国家很多是工程师出身，他说将来是需要法律界更多的去参加社会各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段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印象深刻。今天我们看改革开放30年毕业的大学生，在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在国家的各方面提升最快的，应该是法律出身的，包括政治、经济领域出身的，比率最大的是法律出身的。包括我们去年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负责我们主权基金投资的高新庆（谐音）先生，原来是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最早开始从事政府法律业务，在中国证监会当首席律师，也参与了我们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筹备工作。所以，我觉得律师必须要全面的参与社会生活，这样才有可持续的发展，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限于我们传统的职业的范围，一定要有更广阔的思维。我们要实现这个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要认识到律师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