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资本主义危机还是国家权力危机？（2）

前些年，我考察广东和浙江，发现广东外资多，浙江内资多，广东的劳动纠纷要远远多出浙江。我发现，在浙江，投资者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一些，因为他们大多雇用当地工人或者外地工人，工人和老板之间容易产生一种共同的认同。老板不可以太过于剥削本地人或者本国人，否则老板的名声会在当地很差。但在广东，外资大多来自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这些外国老板和工人之间很难产生共同的认同感，关系往往不和谐。

浙江的例子可以支持主权经济体的经济伦理，而广东的例子支持全球化情况下的经济伦理缺失的状况。全球化表明全球市场的形成，这一市场的存在表明，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被国际化。资本的本质是要用全球市场来追求最大的利润。国际市场的廉价劳动力是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是因为雇用的是外国劳动者，经济伦理对资本者的约束大大减少，甚至完全消失。

很容易理解，随着中国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其也必然成为“血汗工厂”中心。“血汗工厂”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工人的权利缺失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劳动保护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完善，更是因为资本者在对待外国工人时缺少道德约束。实际上，在缺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任何法律和法规体系都无法约束资本者。富士康很难像对待中国大陆工人一样对待台湾的被雇用者。很多经验材料表明，很多著名的跨国公司，一旦到了中国之后，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就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技术与产业、就业脱钩

第二，全球化对就业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主权经济时代，产业发展具有边界，即在主权国家内部，产业发展因此产生就业。但全球化已经急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一些和技术相关的产业，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和企业所雇用的工人可以分离开来。在主权经济内部，“德国制造”意味着德国的技术，由德国工人制造的产品；“日本制造”意味着日本技术，由日本工人制造的产品。在这里，技术产生两个产品，第一是产业，第二是就业。

但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普遍的情形是一种技术由国家A的公司所拥有，但产品则是国家B的工人制造。简单地说，在全球化时代，一种技术既可以不产生产业，也可以不产生就业。在主权经济时代，美国的技术造就了美国的产业和美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但在今天，美国仍然拥有技术，但其产业和工人阶级则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的产业在哪里？工人阶级在哪里？美国的产业在珠江三角洲，美国的工人阶级的主体则是中国的农民工。

一边是技术不产生产业和就业，另一边是制造业只有就业，但没有产品。例如美国的技术可以给中国带来制造业，即加工业，但中国则没有自己的产品。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加工业基地，但中国自己的产品是什么呢？

在就业方面，尽管制造业为中国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因为上述道德因素的缺失，就业领域很容易出现变相的劳动奴役制度（即人们所说的“血汗工厂”）。可以这么说，在主权经济时代，制造业不仅制造出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且也逐渐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工资不断提高，最终造就了中产阶级。产业工人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最主要的一个群体。

但在全球化状态下，制造业就很难促使产业工人转型成为中产阶级，因为资本者可以拼命压低外国工人的劳动工资，或者不断雇用廉价工人。珠江三角洲使用农民工已经数十年了，但有多少农民工已经转型成为中产阶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在工业化的时候，花了20多年的时间就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来，但在珠江三角洲，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发生在主权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起飞则发生在全球化时代。

削弱主权国家能力

第三，全球化大大弱化了主权国家的税收能力。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已经没有主权边界。但是，政府仍然具有主权性。实际上，民主的大众化（即大众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已经大大强化了政府的主权性。以往，主权国家和主权经济重合，现在则分离开来。在重合的情况下，主权国家比较容易对主权经济体征税。各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的税制还是传统主权经济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公司通过“跨国”形式来逃避征税。一些人认为，跨国公司除了要寻找劳动成本低的投资目标外，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逃避本国政府的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