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资本主义危机还是国家权力危机？（3）

在经济活动全球化之后，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的税基大大缩小。如何在全球化状态下设计新的税收制度，这是所有主权国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西方一些国家因为经济全球化开始得早，至少有意识要对全球化的经济活动进行征税，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都有不同的征税机制。不过，所有这些征税机制很成问题，所有这些国家都难以对流落到海外的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征税。更加严重的情况是，因为存在着全球化的条件，主权政府也难以对仍然处于本国的公司和富人进行过多的征税，因为一旦加重税负，这些公司和富人可以选择离开本国，远走他乡。美国政府现在就面临这种困境。

与征税相关的是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影响。市场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市场越大，财富也越大。经济的全球化造就了世界性市场。的确，这一波全球化为各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在全球财富大增的同时，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大。一个显著的全球性现象就是，这一波全球化以来，所有卷入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也就是说，全球化的速度和收入差异速度是同时发生的。全球化速度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全球化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呢？

首先是二次分配失效。通过税收政策而实现的二次分配，是大多数国家解决社会群体之间或者区域之间收入差异的最主要的工具。政府通过税收政策，一方面调节经济发展（例如通过减税以提高投资者的动力），另一方面来保障基本社会公平。但是如前面所讨论的，公司通过“跨国”形式来逃避税收，这有效制约了主权政府的征税功能，导致二次分配的失效。而二次分配的失效，必然恶化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

分配失效使贫富差距扩大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导致了一次分配的失效。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跑到哪里去了？在任何国家，一次分配较之二次更为重要，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二次分配是政策性的，是一次分配的一个补充。在一次分配失效的情况下，二次分配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欧美发达国家一直努力通过一次分配，例如反垄断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实现一次分配的基本公平，然后用二次分配来改善公平。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也如此。全球化又是如何导致一次分配失效的呢？

首先，针对国内企业的反垄断机制已经变得不相关。现在的跨国企业越做越大，其经济活动遍布全球。尽管企业巨大，但地理分布非常分散，分布于不同的主权国家内。垄断越多，分配就越不公平。

其次是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最初，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一，不存在分配问题。后来随着企业的做大，就出现了两者的分离，即所有者雇用专业人员来管理企业。这里，所有者的权力仍然大于管理者。但全球化已经导致管理者“坐大”的情况。至少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所有者”弱化。在很多情形中，所有者表现为一个集体，即一个公司的投资者有很多人，例如企业的持股人都可以说是所有者。作为一个投资集体，其权力必然是分散的。第二个因素是企业投资的分散化。现代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往往投资在不同的领域。第三个是企业体制的全球化。第二、第三个因素在很多场合是重合的。而这些环境变化使得现代企业变得极其复杂。这更需要专业背景的管理者。

“打工者”（管理者）打败“所有者”成为现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些年来，跨国公司尤其在金融领域，打工者往往获得巨额工资和奖金（“红包”）。在很多场合，即使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这些“打工者”仍然可以获得大量的奖金。这种现象尽管导致整个社会的不满，但仍然在继续。为什么？因为企业不能失去这些“打工者”。一旦失去了他们，企业的命运会变得更差。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心理上的），“打工者”很容易挟持企业。企业的很大一部分财富就进入了“打工者”的口袋，而非所有者的口袋。

再次，劳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面已经讨论过劳资在主权空间上的分离（即企业可以雇用外国工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因为不用付给外国工人足够高的工资水平，致使外国工人所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了资方和其管理者。这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异。

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为资本带来了无穷的空间。可以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但很显然，全球化在强化资本力量的同时，大大弱化着国家权力。这要求国家权力的转型。历史上，每一次资本主义的转型必然带来国家权力的转型。在这一波全球化下，国家权力又如何转型呢？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需要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