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尴尬：食品安全问题拿谁是问？

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日新月异的科技“帮凶”，这一切的根源，到底在于我国相关法律的缺失，还是无良商家利欲熏心，置法律与不顾，抑或是其他环节出现了问题？

重典能否治乱？

“《食品安全》法颁布3年以来，食品安全问题不但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现在，又扩散到药品领域，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既然一些无良商家一味追逐利益最大化，道德已无法对其形成约束，那我提议，干脆制定一项‘反生命罪’‘反健康罪’，用刑法告诉不法经营者，生命应该如何被敬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者沈杰说。

高晓松酒驾事件，成为了中国交通安全法治理酒后驾车的一座“里程碑”。相较于治理酒驾而言，我国在对食品、药品安全违规的惩处上，则显得有些过于宽松，除经济处罚外，似乎极少有企业法人因此承担刑事责任。低廉的违规成本，同可观的违规利益形成鲜明对比，促使经营者选择置法律于不顾，屡屡以身试法。

沈杰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提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治理，应该拿出治理酒驾一样从严的态度。采访过程中，多位专家、学者均认为，应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的惩处力度，沈杰更提出，应该将明知故犯的商家界定为犯罪，而不仅仅是违法。

食品、药品并非无法可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告诉记者，早在1995年，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在此基础上，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是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从制度上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好地保证食品安全而制定的，其中确立了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制度，明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

在药品的监管上，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更是从2001年12月1日起便开始施行，在《药品管理法》的第二章“药品生产企业管理”的第十一条中，明确要求：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料、辅料，必须符合药用要求。而在该法案的第五章药品管理的第四十九条“禁止生产、销售劣药”中也有如下字样：“药品成分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为劣药。”在劣药的定义中，第四项即是“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未经批准的”。

结合《药品管理法》中的以上表述，此次“毒胶囊事件”所用的工业明胶明显不符合第二章第十一条中“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料、辅料，必须符合药用要求”一项，而至于是否经过监管部门的批准，却尚无定论。

杨建顺告诉记者，目前国内，无论是食品管理还是药品管理，都已经拥有一套十分完备的法案，至于屡禁不止的视频、药品安全问题，绝非法律漏洞所致，实为部分经营者有法不依、铤而走险的个人行为。

沈杰进一步指出：“一些食品、药品生产厂家，明知其生产原料与生产手法对消费者的健康有害，却出于降低成本等目的考虑，置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于不顾，这已不仅仅是违法的问题，而是赤裸裸的谋财害命、是犯罪，与杀人无异。只不过这个杀人的说法更隐蔽，效果更缓慢而已，更可怕的是，由于一些科学检测手段的局限，一些隐形的影响很有可能不会马上显现，而是推迟到几十年之后，甚至是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表现出来。这其实比直接的杀人更让人觉得恐怖。”

基于以上原因考虑，沈杰认为，对于违法者，不仅应将其定性为刑事犯罪，更应该对涉案所有部门、人员予以严惩，将一条不法产业链上的所有参与者都绳之以法，以儆效尤。这样才能使我国当下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监管不力？

与之前的《食品卫生法》相比，2009年开始实行的《食品安全法》更强调了从农田到餐桌的一体化动态监管。而这其中的各个环节，其实并非一个部门负责。杨建顺举例说明：“农场归农业部管理，农产品加工过程中则由工商部门和其他技术监督部门介入监管，加工成成品之后又有食品药品监督局把关。各部门之间的分阶段管理，实际上给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一体化监管设置了障碍。

近年来，对于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各地开始实行地方政府统一负责制。在杨建顺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监管机制，在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各监管部门可以无缝衔接，避免出现监管漏洞。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来看，由某一部门全权负责，监管到底的统一领导、协调的机制亦是成功而可取的。

在这样“无缝衔接”的监管机制下，食品、药品安全依旧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对于公众对政府监管不力的指责，杨建顺解释：“要求监管部门每天24小时监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监管部门不能天天盯着企业经营者不放，只能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生产企业进行检查或抽查。这样的客观情况，导致个别经营者钻了监管的空子，也是有可能的，并不能因此就把所有责任归咎为监管不力。”

对于杨建顺的观点，同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系教授张鸣则持有不同的态度，在接受《新民周刊》的采访时，张鸣直言，在他看来，我国现有的监管部门都是标准的“衙门”。“衙门虽是衙门，但都有生利的冲动。最热衷的两件事，一是给商家发放各种优秀标牌，组织各种评奖，最后大家你好我好，家家都是优秀。无论哪个商家出事，到它们办公室去看，都是一屋子的奖状，半屋子的奖杯，还有满抽屉的合格以及优秀证书。二是定期检查企业的产品，查出问题，然后等企业上门公关，公关到位，原来不合格的，就变成合格了。”换而言之，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在中国之所以屡屡出错，监管部门难辞其咎！

张鸣认为，中国在食品、药品监管的问题上面可以借鉴国外的NGO模式，通过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对企业加以监管。这种NGO组织具有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同时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以志愿精神为原动力的特点，是公民社会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甚至可以通过尝试邀请国外NGO参与，借鉴人家的做法，对本国的食品、药品安全进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