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中国微博和易被操控的网民

微博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公共空间”，每个公共空间性质都不一样，今天我主要谈微博对中国发展影响比较大的政治公共空间。

我想许纪霖先生邀请我作这个报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写过一篇《伦敦骚乱》（编注：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0月16日第4版），讲伦敦骚乱中Twitter等微博工具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媒体和微博在同样性质事件中的表现如何不同，讲了英国的Twitter怎么从一开始鼓动骚乱，到后来积极投入灭火。第二，就是《时代周报》采访我后刊出的《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原稿有近9000字，我当时主要讲的也不是微博，结果刊出4000多字，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主要谈微博了。其实那时我自己也没微博，就在写《伦敦骚乱》文章时稍微研究了一下Twitter，中国的微博当时还没研究过。

这次许纪霖要我讲微博如何改变了中国，还真把我难倒了，于是我悄悄穿上“马甲”注册了一个微博，在里面悄悄观察，然后比较美国Twitter和中国微博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把纪霖先生的邀请当作一个机会，依照着学者做课题写开题报告的方法和思路，把我的一些观察和体会做了初步总结。我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是分析视角，最后一部分则是初步结论。

中国微博特色

网民更可能被操纵

第一部分是微博的性质，它作为一种舆论媒体、自媒介具备什么性质？这个很重要，比如现在我说的话，教室里的人远的近的都能听见；我如果在桌上刻个字，你们远的就看不见，但这个字永远都在这个桌子上，而我说的话如果没有被录音，话说完这个声音就没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我的话用口语来传声和用书写来表达，其性质是不一样的，声音传得远，字迹则保留时间长。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加拿大有一个叫麦克卢汉的人把这个原理称之为“媒介即信息”，即不同的媒体本身具有不同的性质。这很重要，比如法国革命，关于法国革命形成的理论很多，但有一种理论认为报纸的出现是一个重要原因，报纸出现之前这世界上没有公众舆论这种东西，而报纸为公众舆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问题是路易十六不知道这一新生事物的厉害，因此也没有相应的针对措施，所以出了大问题。

后来收音机出现了，电视出现了。电视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电视出现前老百姓基本上是看不到国家领导的，这十分有利于政治家神秘感的制造和维护。电视出现后政治家常常在电视新闻里露脸，虽然电视新闻可以剪辑，但是一个政治家作为常人的一面还是会不断在新闻中被展现。久而久之，国家领导身上的神秘性就会削弱，或者说电视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威。再说性别问题。原来女人看女人书，男人看男人书，现在男人女人在电视前往往看的是一样的节目，或者说主要是由男人制作并往往带有男性视角的节目。久而久之，女人们就会把这些节目中男性视角下的英雄视为自己的榜样，她们的思维方法就会向男性靠拢，这就对男性的权威构成了挑战。美国就有学者用这一机制来解释当代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现在我们来讲微博。与传统媒体相比，微博既有报纸的性质也有电视的性质，它是全媒体。在微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办一份“报纸”，而你的“报纸”影响力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一个彻底民主的同时又是可被操纵性很强的通讯手段。说它是最彻底的民主是因为微博只需写寥寥几句话，只要知道怎么用微博，谁都能写，写得好坏也无所谓。说它可操纵性强，是因为微博中的声音不具有“一人一票”的性质。我在谷歌中曾经搜索“新浪微博粉丝”这几个字，结果出来的居然是一堆刷粉丝的广告：这个保证“优质微博粉丝永久不掉”，那个说它“同时承接转发评论、红人转发、投票以及加V认证服务”、“新浪微博粉丝2元1000，17元1万”等等。只要一个人掌握着大量的金钱或者某种技术，那个人就能通过雇佣水军把自己的声音做大，于是就形成了虚假舆论。这里面可操纵的余地太大。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在台面上的和台后的行为作出区隔。在亲戚、同事、朋友，以及在不同的公开场合，我们的表现需要与这些场合中大家期待的表现方式相符，否则会给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你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一个人不但是话不投机而且人也不怎么样。回家后，在家人面前你怎么骂这小子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聚会中你就必须保持做人的礼貌。如果你在聚会中毫无顾忌地当着大家把该人数落一番，大家就会觉得你很不懂道理。

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区隔是我们社会文明处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不少人的真实面目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些人因此能在微博中动辄破口大骂，而不怕受到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力趋向背后的结构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