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改党纲（1917年10月6—8日〔19—21日〕） − 第三十二卷 − 列宁全集 − 经典文献 − 文库 − 宣讲家网

修改党纲已被已被列入中央委员会定于10月17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紧急代表大会的议程。早在4月 24—29日召开的代表会议[124]上就通过了关于必须修改党纲的决议，并且订出了8条修改方针[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07—408 页。——编者注]。后来在彼得格勒[注：由尼·列宁编辑并作序的《修改党纲的材料》，1917年波涛出版社版。]和莫斯科[注：《修改党纲的材料》—— 弗·米柳亭、维·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弗·斯米尔诺夫论文集，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区域局出版社版。]各出版了一本关于修改党纲的小册子，8月10日莫斯科出版的《斯巴达克》杂志第4期刊登了尼·伊·布哈林同志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

我们来研究一下莫斯科同志的意见。

一

布尔什维克一致同意，“鉴于社会主义革命日益逼近，应对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作出评价”（4月24—29日代表会议决议第1节），因此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修改党纲时的主要问题是草拟新党纲的方法问题。是在旧党纲中补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这个意见是我在彼得格勒出版的小册子中所主张的），还是修改旧党纲的全文（这个意见是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小组提出的，莫斯科的同志也赞成这个意见），这是我们党首先遇到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两个草案：一个是我提出的，在旧党纲中补充了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74—475页和第483—484页。 ——编者注]；另一个是维·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提出的，这个草案是以三人委员会（四月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小组所选出的）的意见为依据的，把整个总纲部分改写了。

我也曾经指出过（在上述小册子第11页上[注：同上，第479—480页。——编者注]）该小组拟订的改写大纲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草案是怎样体现这个大纲的。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把我们党纲的总纲分为10部分，并给每一部分或每一段都编了号（见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第11—18页）。为了使读者便于找到相应的段落，我们也采用这种编号。

现行党纲的第1段有两句话：第一，由于交换的发展，工人运动已经成为国际的运动。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接着在第2段里讲到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最终目的。）

索·同志对第2句话没有作修改，但是把第1句话换成了新的提法，在谈到交换的发展时补充了“资本输出”和无产阶级斗争转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一来，就弄得不合逻辑，论题混乱，把两种类型的党纲结构混杂起来了。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从分析整个帝国主义开始，这样就不能仅仅抽出“资本输出” 来谈，也不能象索·同志那样，把第2段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分析照旧保留；或者是保留原来的党纲结构形式，也就是说先解释为什么我们的运动成了国际的运动，它的共同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是怎样导向这一目的的。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索·同志采用的党纲结构不合逻辑、前后不连贯，我们把旧党纲的开头部分全部引在下面：

“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

索·同志对其中两点感到不满：（1）党纲谈到交换的发展时所描述的是已经过去的“发展时期”；（2）索·同志在“文明”一词后面打上一个惊叹号，并且指出我们“没有预见到”“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密切联系”。

索·同志自问自答地说：“保护关税政策、海关战争以及帝国主义战争是不是会切断无产阶级运动的联系？”“如果相信我们党纲的文字，那是会切断的，因为通过交换建立的联军经常被切断。”

多么奇怪的批评。保护关税政策也好，海关战争也好，都不会“切断”交换，而只是暂时改变一下形式，或者在一个地方中断，而在另一个地方继续。目前这次战争也没有使交换中断，交换只是在一些地方遇到了困难，转移到另一些地方去了；交换仍然是世界的联系。汇率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第一点。第二，在索·同志的草案里，我们看到这样的话：“生产力的发展在商品交换和资本输出的基础上把各民族卷入世界经济”等等。但是帝国主义战争同样会中断（在某一地方暂时地）资本输出，正象中断交换一样；这就是说，索·同志的“批评”正好打了自己的嘴巴。

第三，在旧党纲中说的是为什么工人运动“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无庸争辩，工人运动在资本输出之前，即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前，就已经成为国际的运动了。

总之，索·同志显然把有关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资本输出）摆得不是地方。

其次，索·同志不喜欢“文明世界”这几个字，在他看来，这几个字暗示着某种和平的、协调的东西，而忘记了殖民地。

恰恰相反，党纲中写着“文明世界”，这正好说明不协调，说明有不文明的国家存在（这是事实）；而照索·同志的草案说来却协调得多，因为那里只是说“把各民族卷入世界经济”！！似乎各民族均等地被卷入世界经济！似乎“文明”民族和不文明民族之间没有那种正是建立在“各民族卷入世界经济”这一基础上的奴役关系！

索·同志在他所涉及的这两个问题上，简直把旧党纲改坏了。他对国际性的强调不够。国际性早就形成，比金融资本时代早得多，我们认为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对殖民地关系的问题上他写得“协调”得多。可惜工人运动目前还仅仅波及文明国家，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们不谈这个事实是完全不合适的。

如果索·同志要求更明确地指出对殖民地的剥削，那我倒很愿意赞同他的见解。这一点的确是帝国主义的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恰恰在索·同志所写的第1段里对这一点没有任何暗示。他把帝国主义的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分散在各个段落，这样就损害了连贯性和明确性。

现在我们来谈谈索·同志的整个草案所犯的这种分散和不连贯的毛病。

二

请读者总的看一下旧党纲各段论题的联系和连贯性（各段按索·同志的编号排列）：

（1）工人运动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我们是其中的一支队伍。

（2）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进程决定的。出发点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无产者没有自己的经济。

（3）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受到排挤。

（4）剥削的加重（妇女劳动，后备军等等）。

（5）危机。

（6）技术的进步和不平等的加剧。

（7）无产者斗争的发展。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

（8）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9）这一社会革命的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

（10）党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为社会革命而斗争。

我再补充一个论题：

（11）资本主义已经成长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

试把这些同索·同志草案的各个论题（不是对党纲原文的局部修改，而是论题）以及他补充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论题的安排比较一下：

（1）工人运动是国际性的。我们是其中的一支队伍。（加进了：资本输出，世界经济，斗争转变为世界革命，也就是加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

（2）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进程决定的。出发点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无产者没有自己的经济。（中间加进了：具有莫大势力的银行和辛迪加，世界垄断同盟，也就是加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另一小部分定义。）

（3）资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受到排挤。

（4）剥削的加重（妇女劳动、后备军、外国工人等等）。

（5）危机和战争。又加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瓜分世界的企图”；又重复提到垄断同盟和资本输出；在金融资本一词后面加上了一个带括号的解释：“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的产物。”

（6）技术的进步和不平等的加剧。又加进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物价飞涨，军国主义。又重复提到垄断同盟。

（7）无产者斗争的发展。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中间又重复了“垄断资本主义”，并且指出银行和辛迪加准备了社会调节机构等等。

（8）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加进了：它将结束金融资本的统治。）

（9）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一革命的条件。

（10）党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为社会革命而斗争。（中间加进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已经提上日程。）

我认为，从上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对党纲作“机械的”补充的（这是有些同志所担心的）正是索·同志的草案。他把关于帝国主义的一鳞半爪的定义毫不连贯地分散在各个条文中，真是杂乱无章，使人对帝国主义得不到一个总的完整的概念。重复的地方过多。原来的要点是保留下来了。也保留了旧党纲的总的结构，即表明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由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的进程“决定的”。但是在他的草案里恰恰看不出“发展的进程”，有的只是帝国主义定义的片断，而且大部分都摆得不是地方。

我们来看看第2段。这一段的开头和结尾，索·同志没有加以改动。开头讲到生产资料归少数人所有，结尾说大部分居民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索·同志在中间加上了另外一句话：“近25年来，对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的直接或间接的支配权已经转到具有莫大势力的”银行和托拉斯手中，如此等等。

这句话竟放在叙述大经济排挤小经济这个论点之前！！而到第3段才叙述到这种排挤。其实，托拉斯恰恰是大经济排挤小经济这一过程最高和最后的表现。怎么能先讲托拉斯的出现，然后再讲大经济排挤小经济呢？难道这不是破坏了逻辑的连贯性吗？请问托拉斯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这不是理论上的错误吗？支配权是怎样和为什么“转到”它们手中去的？如果不首先把大经济排挤小经济弄清楚，就不能理解这一点。

我们再来看第3段。它的论题是大企业排挤小企业，索·同志把这一段的开头（大企业的作用日益扩大）和结尾（小生产者逐渐被排挤）也都保留下来了，然而在中间却加上一句：大企业“合并成包括生产和流通中一系列彼此衔接的阶段的大机构”。但是这一补充说的已经是另一个论题，即生产资料的集中、资本主义形成的劳动社会化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的形成。在旧党纲中，第7段才阐述这个论题。

索·同志保留了原来的总的结构。他也是在第7段才说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而且在第7段里也照旧提到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这样一来，对集中的片断说明，竟放在专门对集中作全面、综合、完整的论述的那一段的好几段之前。这是极不合逻辑的，这只能使广大群众难于理解我们的党纲。

三

对党纲中论述危机的第5段，索·同志“作了全面的修改”。他认为旧党纲“为了通俗而犯了理论上的错误”，“背离了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论”。

索·同志认为，旧党纲所使用的“生产过剩”一词被当作“解释”危机的“根据”“这种观点倒是比较符合洛贝尔图斯用工人阶级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理论”。

索·同志这样寻找理论错误是多么不高明，在这里把洛贝尔图斯拉来又是多么牵强附会，这一点只要把旧条文同索·同志建议的新条文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旧条文在指出“技术进步”、对工人剥削的程度不断提高、对工人的需要相对减少（第4段）之后写道：“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销路。在……危机和……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必然后果。”

显然，这里决不是把生产过剩当作“解释的根据”，而只是描述危机和停滞时期的由来。我们来看看索·同志的草案：

“在这些矛盾形式（生产条件同消费条件的冲突；资本实现的条件同资本积累的条件的冲突）中进行的、完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力的发展，其必然的后果是尖锐的工业危机和萧条，也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发生滞销。”

索·同志说的是同样的东西，因为“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发生“滞销”也就是生产过剩。索·同志怕用这个没有任何错误的名词，是没有道理的。索·同志说， “这里用生产不足一词”代替“生产过剩”，“也同样可以，甚至更为恰当”（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第15页），这种说法也是没有道理的。

您就试一试把“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发生滞销”说成“生产不足”吧！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洛贝尔图斯主义决不在于使用了“生产过剩”一词（只有这个词才能真实地描绘出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之一），而在于光用工人阶级消费的不足来解释危机。而旧党纲不是根据这一点来解释危机的。它所根据的是“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也就是前一段所指出的“技术进步”以及“对工人的活劳动的需要相对减少”。同时，旧党纲还谈到“在世界市场上日趋尖锐的竞争”。这里正好说到了积累条件同实现条件冲突的根本原因，而且说得明确得多。这里没有象索·同志错误地认为的那样，“为了通俗”起见而“改变”理论；这里把理论阐述得又明确又通俗。这是一个优点。

关于危机，当然可以写几部书，可以对积累的条件作更具体的分析，阐述生产资料的作用，说明体现为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同体现为消费品的不变资本相交换，以及新的发明使不变资本贬值，如此等等。可是索·同志并不打算这么做！！他对党纲的所谓修改只有下列几点：

（1）他保留了由指出技术进步等内容的第4段转到关于危机的第5段的结构；但是把“这种状况”几个字删掉了，因而削弱了这两段之间的联系。

（2）他补充了一些听起来理论味道十足的关于生产条件同消费条件的冲突、实现条件同积累条件的冲突的词句。这些话虽没有什么不对，但也没有新的见解，因为基本意思前一段正好已经讲了，而且讲得更清楚。

（3）他补充了“追求利润”这几个字，可是这写在党纲里是不太合适的，也许这正是“为了通俗”才用的，因为同一个意思已经用“实现条件”、“商品”生产等不同的词句重复过好几次了。

（4）他以“萧条”代替“停滞”，是很不恰当的。

（5）他在旧条文中加了“在无政府状态下”这几个字（“在无政府状态下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这一补充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因为“无政府状态”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所用的、受到恩格斯批判的“无计划性”，恰恰不能说明托拉斯的特征。[注：恩格斯批判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中所用的“私人生产”和“无计划性”的说法，他写道：“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索·同志得出这样的结论：

“……商品在无政府状态下生产着，而且产量不断增加，资本家同盟（托拉斯等等）用限制生产来消除危机的尝试遭到了破产”，如此等等……

可是，托拉斯生产商品恰恰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按计算进行的。托拉斯不仅仅是“限制”生产。它们并没有作消除危机的尝试，也不可能作这种“尝试”。索· 同志的草案中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应当这样说：虽然托拉斯生产商品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按计算进行的，但是，由于在托拉斯时期还保留着上述资本主义特性，危机仍然无法消除。即使在最繁荣、投机最盛的时期，托拉斯为了“不过分冒险”而限制生产，那至多也只能保存一些最大的企业，危机照样会到来。

综合上述有关危机问题的言论，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索·同志的草案并没有把旧党纲改好；相反地，新草案倒有很多不确切的地方。这样修订旧党纲的必要性并没有得到证明。

四

在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的问题上，索·同志的草案在理论上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他没有对目前这场战争作出评价。他说，帝国主义时代产生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对的，在党纲上写上这一点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指出目前这场1914—1917年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德国“斯巴达克派”在1915年用德文出版的“提纲”中，提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有民族战争的论断[125]。这是显然不正确的论断，因为帝国主义加重了民族压迫，所以民族起义和民族战争（试图在起义和战争之间划一条界线，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但非常可能而且简直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要求根据具体材料对各次战争分别作出绝对准确的评价。用空泛的议论来回避目前这场战争的问题，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不能容许的；因为这样，机会主义者就有了藏身之处，可以借口说：一般说来，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但是，这场战争不完全是帝国主义战争（例如，考茨基就是这样说的）。

第二，索·同志把“危机和战争”搅在一起，把它们当成一般资本主义的，特别是最新资本主义的两位一体的旅伴。在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第20—21页上，索·同志的草案三次把危机和战争相提并论。问题不仅在于党纲里出现重复不好。问题在于原则性的错误。

表现为生产过剩或“商品滞销”（如果索·同志硬要不用“生产过剩”这几个字的话）的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而战争呢，也是奴隶经济制度和农奴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现象。帝国主义战争在奴隶制基础上也发生过（罗马同迦太基的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在中世纪和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发生过。凡是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压迫别的国家或民族，为了分赃、为了“谁该多压榨一些，或多掠夺一些”而厮杀的战争，都不能不叫作帝国主义战争。

如果我们说，只有最新的资本主义，只有帝国主义才带来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正确了，因为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即自由竞争阶段，或者说垄断前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主要是民族战争。但是，说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根本没有帝国主义战争，这就不对了，这样就是忘记了“殖民战争”，这种战争也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把危机和战争相提并论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现象，有着不同的历史起源和不同的阶级意义。比如，不能象索·同志在他的草案中那样说：“无论危机或战争反过来又使小生产者更加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附于资本……”因为也可能有旨在使雇佣劳动摆脱资本的战争，在雇佣工人反对资本家阶级的斗争过程中，不仅可能有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可能有革命的战争。“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在每一种阶级社会里，在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过作为压迫阶级政治的继续的战争，也有过作为被压迫阶级政治的继续的战争。根据同样的理由，不能象索·同志那样说：“危机和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正在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逐渐变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它的反动性和它带来的深重苦难促进了群众的革命化，加速了革命的到来，这样说是对的，是应该的。对于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战争的所有帝国主义战争，这样说也是对的，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说任何“战争”都是如此，更不能把危机和战争搅在一起。

五

现在，我们应当把全体布尔什维克一致决定在新党纲内应首先加以阐述和评价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总结一下。这就是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认为，把帝国主义不同的特征分散在党纲的各个段落里，也可以说，零敲碎打地加以阐述和评价更合理些；而我认为，把必须讲到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内容集中起来，在党纲内单独写成一段或一节更合理些。现在摆在党员面前有两个草案，将由代表大会决定取舍。但我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在必须谈到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需要研究的只是：在应该怎样阐述和评价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有没有分歧。

现在从这个角度把新党纲的两个草案比较一下。在我的草案里列举了帝国主义的五个主要特征：（1）资本家的垄断同盟；（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溶合；（3）向外国的资本输出；（4）瓜分世界领土，而且已经瓜分完毕；（5）经济上是国际性的托拉斯瓜分世界。（我在比《修改党纲的材料》晚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一书第85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第7章。——编者注]列举了帝国主义的这五个特征。）我们在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草案里所看到的，其实也就是这五个基本特征。可见，在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已取得了原则上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也是可以意料得到的。因为我们党在这一问题上所进行的实际鼓动，无论口头的或者文字的，从革命一开始早就表现出全体布尔什维克在这一根本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剩下需要研究的是：这两个草案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和分析在表述上有什么区别。两个草案都具体指出了，从什么时候起才真正说得上资本主义变为帝国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整个评价要准确无误，符合历史，就必须指出这一点，这恐怕是不会有争议的。索·同志说“近25年来”，而我说的是“约从20世纪初开始”。在方才引②

用的那本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中（例如在第10—11页[注：同上，第1章。——编者注]），列举了一位专门研究卡特尔和辛迪加的经济学家的证据，他认为1900—1903年的危机是卡特尔在欧洲取得彻底胜利的转折点。因此我认为“约从20世纪初开始”的说法比“近25年来”要确切一些。这种说法所以比较正确，还因为我刚才举出的这位专家以及一般的欧洲经济学家大都引用德国的资料，而德国在卡特尔的形成过程中是超过了其他国家的。

其次，关于垄断组织我在草案里是这样写的：“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在索·同志的草案中有好几处提到垄断同盟，但其中只有一处说得比较明确，那就是：

“……近25年来，对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的直接或间接的支配权，已经转到具有莫大势力的、彼此联合的银行、托拉斯和辛迪加手中，它们组成了世界垄断同盟，由一小撮金融资本巨头领导。”

我认为这里“鼓动”的色彩太浓了，也就是说，“为了通俗”不惜在党纲内加进一些不应有的东西。在报纸的文章中、在讲演中、在通俗小册子中作一些“鼓动” 是必要的，但是党纲的特点应当有经济学那样的准确性，不容许说多余的话。我认为，垄断同盟已具有“决定的意义”这种说法最确切，而且概括了一切。但是，从索·同志的草案中引出的这一段不仅有许多多余的话，而且“对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的支配权”这样的说法在理论上还值得怀疑。难道支配的仅仅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吗？不，这远远不够。一些明明不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如小手工业者、农民、殖民地的棉花小生产者等等，也是受银行以至金融资本的控制的。既然我们要说的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这里说的也只能是这种资本主义，否则就要犯错误），那么我们说垄断同盟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就不会把任何生产者排除在“决定的意义”的影响之外。把垄断同盟的影响局限于“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生产”，是不对的。

另外，关于银行的作用，在索·同志的草案里把同样的内容重复了两次：一次在刚才引证的那段话里；另一次是在关于危机和战争的那一段里，他在那里下了定义：“金融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的产物）”。而我的草案说的是：“高度集中的银行资本已和工业资本溶合起来。”这在党纲内讲一次就够了。

第三个特征：“向外国的资本输出已发展到很大的规模”（我的草案里是这样说的）。在索·同志的草案里有两处谈到，第一次只是简单地提到“资本输出”，第二次则在完全另一个问题上讲到“新的国家是……为寻求超额利润而输出的资本的投资场所”。这里提到超额利润和新的国家，很难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德国向意大利、法国向瑞士等等的资本输出也得到了发展。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也开始向老的国家输出，而且不仅是为了超额利润。可见，对于新的国家来说是对的，对于整个资本输出来说就不对了。

第四个特征，即希法亭所说的“争夺经济领土”。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它没有说明现代帝国主义同过去争夺经济领土的形式的主要差别。古罗马也争夺过这种领土；16—18世纪的欧洲国家掠取殖民地，旧俄国掠取西伯利亚，如此等等，它们也都争夺过这种领土。现代帝国主义的特征（就象我在党纲草案里所说的）是“各个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这就是说，各国已经把土地瓜分干净。正因为如此，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才特别尖锐，冲突才特别激烈，以至引起战争。

索·同志的草案把这一点说得十分累赘，而且理论上也未必正确。我马上就要引用他的表述。但是，他的这个表述是和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的问题并在一起写的，所以必须先提一下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个即第五个特征。这一特征在我的草案里是这样表述的：

“……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由于政治经济学材料和统计材料所限，我们无法作更多的说明。对世界的这种瓜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但还刚刚开始。既然领土已经瓜分完毕，也就是说不同对手交战就能侵占的“空闲”土地已经没有了，因此为了对世界进行这种瓜分，为了重新瓜分，自然要爆发帝国主义战争。

现在，我们来看看索·同志的表述：

“但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范围也不断向外扩张，其方法是把资本主义的关系移植到新的国家，而新的国家对资本家垄断同盟来说是商品市场、原料提供者和为寻求超额利润而输出的资本的投资场所。金融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的产物）所支配的大量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被投入世界市场。为了争夺对市场的统治，为了占有或控制较弱国家的领土，也就是为了取得无情压榨这些国家的优先权，一国的、有时甚至是国际间组织起来的强大的资本家同盟相互竞争，必然使那些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试图瓜分世界，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普遍的灾难、破产和野蛮。”

这里包藏着一系列理论性错误的话太多了。决不能说“试图”瓜分世界，因为世界已经瓜分完毕。 1914—1917年的战争并不是“试图瓜分”世界，而是一场为了重新瓜分已经被瓜分的世界的斗争。战争对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战前若干年内帝国主义已经按照原有实力的所谓标码瓜分了世界，而这种标码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校正”。

无论是争夺殖民地（争夺“新的国家”）的斗争，还是为了“占有较弱国家的领土”的斗争，这一切在帝国主义之前就已经有了。能说明现代帝国主义特征的却是另一种情况：整个世界在20世纪初已被这个或那个国家所占领，所瓜分。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要重分“世界霸权”，只有通过世界大战。“国际间组织起来的资本家同盟”也是在帝国主义之前就有了，因为凡是有不同国家的资本家参加的股份公司都是“国际间组织起来的资本家同盟”。

能说明帝国主义特征的是另一种情况，这在20世纪以前是没有的，这个情况就是：国际托拉斯从经济上瓜分世界，按照协定把世界各国作为销售区加以瓜分。索·同志的草案恰恰没有把这一点表达出来；因此把帝国主义的力量说得比实际的要弱。

最后，大量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投入世界市场的说法在理论上是不对的。这同蒲鲁东的实现论很相似。按照这种理论，资本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可是在实现剩余价值时却遇到困难。事实上，资本家不仅在实现剩余价值时，就是在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也不能不遇到困难和危机。投入市场的大量商品中不仅有积累起来的价值，也有再生产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价值。例如，投入世界市场的大量钢轨或生铁必须靠换取工人的消费品或别的生产资料（木材、石油等等）来实现。

六

对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草案就分析到这里，在结束之前，我们应当特别指出他所作的一点很可贵的补充。依我看，这一补充应当采纳，甚至应当加以发挥。这就是他在叙述技术进步和愈来愈多地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的一节里所作的补充：“以及〈使用〉从落后国家输入的、未经训练的外国工人的劳动。”这是很有意义的必要的补充。剥削从落后国家来的、低工资的工人的劳动，正好是帝国主义的特别典型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寄生性就建立在这一点上面，这些国家在无耻地大肆剥削“廉价的”外国工人劳动的同时还以较高的工资收买一部分本国工人，“低工资的”这几个字应当加上，同时还应当加上“而且往往是无权的”字样，因为“文明”国家的剥削者总是利用输入的外国工人毫无权利这一点的。这种现象经常可以看到：不但德国对俄国的（即从俄国去的）工人如此，而且瑞士对意大利人，法国对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等等也都是如此。

现在已经冒出极少数最富裕的、靠掠夺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发财的、寄生的帝国主义国家，党纲对这一点更强调一些，说得更鲜明一些，也许是恰当的。因为这是帝国主义极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在某种程度上使那些受到帝国主义掠夺、受到帝国主义巨头瓜分和扼杀的威胁的国家（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易于发生深刻的革命运动；反之，在某种程度上使那些对许多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进行帝国主义掠夺、从而使本国很大一部分（比较而言）居民成为帝国主义分赃的参与者的国家难以发生深刻的革命运动。

因此我建议再加进一段话，比如就加在我的草案分析社会沙文主义的那一部分里（小册子第22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4—485页。——编者注]），指出最富裕的国家对其他许多国家的这种剥削。草案中相应的部分便成为这样（新增加的部分我用黑体表示）：

“这种变态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派别，它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掠夺利益，同时也保卫从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得到大量收入的富裕国家的公民的特权地位。另一个方面则是同样广泛而具有国际性的‘中派’……”

为了更确切起见，补充“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保卫祖国”无非是为战争辩护、承认战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的口号。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可能有革命的战争。因此，应当十分精确地指出，这里说的正是帝国主义战争。这一点本来是意在其中的，但是为了避免产生曲解，所以不要采用这种意在其中的说法，而要说得直截了当、十分明确。

七

以上谈的是党纲的总纲部分即理论部分，下面来谈话最低纲领。在这里我们马上就要碰到尼·布哈林和弗·斯米尔诺夫两位同志提出的表面上“十分激进”其实完全站不住脚的建议，那就是：根本取消最低纲领。他们认为，把党纲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已经“过时了”，既然说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何必还要这样划分呢？根本不需要最低纲领，只要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的纲领就够了。

上述两位同志的建议就是如此，可是他们不知为什么不敢提出相应的草案（既然修改党纲已列入最近这次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两位同志本来是有责任拟出这样的草案的）。很可能，这两位提出了似乎很“激进的”建议的同志自己还在犹豫不决……不管怎样，他们的意见应当加以研究。

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客观的形势。但是在革命的环境中，在发生革命的情况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地转化为社会主义。因为在发生革命的情况下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这也是战争和革命所造成的客观形势。我们的四月代表会议是估计到这一形势的，因而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以及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措施）的口号。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彼此意见都是一致的。而弗·斯米尔诺夫和尼·布哈林两位同志却想跑得更远，要根本抛弃最低纲领。这就是不听中肯的谚语的中肯的劝告，谚语说：

“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我们正奔赴战场，正在为我党夺取政权而斗争。这个政权应该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我们在夺取这一政权时，不仅不怕越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反而要清楚地、直截了当地、明确地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越出这个范围，我们要毫不畏惧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我们的道路是通过苏维埃共和国，通过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工人监督、普遍劳动义务制、土地国有化以及没收地主的农具和牲畜等等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已经制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的纲领。

但是，我们不应该在上战场的时候吹牛，我们不应该抛弃最低纲领，因为这就等于瞎吹：我们什么也不“求资产阶级”，我们什么都要自己来实现；我们不愿意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子内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这样就是瞎吹，因为首先应当夺取政权，而我们还没有夺到。首先应当真正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把我国革命进行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以后“下战场”的时候才能够而且应当抛弃这个再也无用的最低纲领。

现在能不能担保说，它再也没有用了呢？当然还不能，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夺到政权，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甚至还没有看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我们应当坚决、勇敢、毫不动摇地向这一目标前进。可是，这一目标明明没有达到却宣布已经达到，这岂不可笑。抛弃最低纲领，就等于公开宣布（老实说，这就是吹牛）：“我们已经胜利了。”

不，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还没有胜利。

我们不知道几时胜利，是明天还是再晚一些时候。（我写这篇东西是在1917年10月6日，我个人的想法倾向于明天，我们也可能耽误一些时候才能夺到政权，但明天终究是明天，决不是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西欧的革命是不是很快就来到。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还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

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因此现在抛弃最低纲领是可笑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子里，只要我们还没有砸烂这个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措施还没有实现，敌人（资产阶级）还没有打垮，就算是打垮了，也还没有消灭，最低纲领就是不可缺少的。以上这一切都会办到，也许要比许多人想象的快得多（我个人认为明天就应该开始），但毕竟还没有办到。

请看看最低纲领的政治部分。最低纲领预定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我们要补充一点，我们并不受这个范围的限制，而要立刻争取更高类型的苏维埃共和国。我们应当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奋不顾身和坚韧不拔地向新的共和国前进，而且我深信，我们一定能够这样前进。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弃最低纲领，因为第一，还没有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复辟活动”的可能性并未排除，首先必须能经受并战胜这些复辟活动；第三，在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时，可能暂时采用“配合形式”（最近《工人之路报》指出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例如，既有苏维埃共和国，又有立宪会议。我们先经历了这一切，然后再抛弃最低纲领也不迟。

经济部分也是一样。我们一致同意，害怕向社会主义前进是最卑鄙的行为，是对无产阶级的事业的背叛。我们一致同意，走这条道路应采取的最初步骤主要是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我们要先实现这些步骤以及类似的其他措施，那时就看得清楚了。那时就会看得更清楚，因为比最好的党纲还要胜过百万倍的实际经验将无限地扩大我们的眼界。这方面也许，甚至肯定地、甚至无疑地非采取过渡的 “配合形式”不可；比如说，我们不能使雇用一两个工人的小企业一下子实行国有化，甚至无法对它们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尽管小企业的作用将微不足道，尽管它们将被银行和托拉斯的国有化束缚住手脚，尽管如此，但只要资产阶级关系的小角落还存在，那怎么能抛弃最低纲领呢？我们是勇敢地进行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同时又冷静考虑事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权利抛弃最低纲领。

如果现在我们抛弃最低纲领，这证明我们没有胜利就失去了头脑。可是无论在胜利前、胜利中或胜利后，我们都不应当失去头脑，因为一失去头脑，我们就会丧失一切。

至于具体的建议，尼·布哈林同志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重复早已说过的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弗·斯米尔诺夫同志在文章里列举了一些示范性的改革，这是很有趣、很有教益的，归结起来就是对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进行调节。这一点例如在我的草案里已经概括地提到了，并且紧接着有“等等”的字样。现在要再进一步，要使某些措施具体化，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在采取新型的基本的措施以后，在实行银行国有化以后，在着手推行工人监督以后，许多事情将会看得更清楚，经验将告诉我们大量的新事物，因为这将是千百万人的经验，是千百万人自觉地参加新经济制度的建设的经验。当然，在文章、小册子、讲演里可以描绘出新事物的轮廓，提出计划，加以评价，整理各级苏维埃或供给委员会的地方性的、局部的经验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有益的工作。但是把过多的细节加进党纲还为时过早，甚至是有害的，只能让细节束缚住我们的双手。而我们必须有一双自由的手，才能在我们完全踏上新的道路之后更有力地创造新的东西。

八

布哈林同志的文章还涉及一个问题，应该谈一谈。

“……修改我党党纲的问题应当同制定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的纲领联系起来。”

这话说得不十分明确。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作者劝我们不要通过新党纲，而把问题推迟到国际统一的纲领即第三国际的纲领制定之后再解决，那就应该坚决反对。因为，根据这一理由而延期（我认为延期的其他理由并不存在，例如谁也没有因我们党修改党纲的材料准备不充分而要求延期），就等于在我们方面拖延建立第三国际的工作。建立第三国际当然不能从形式上来理解。在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之前，或者在战争还没有结束之前，不能指望召开各国革命国际主义政党的大型代表会议的工作有迅速顺利的进展，也不能指望各国党就正式通过新纲领的问题达成协议。可是在此以前，现有条件比别国政党好的政党应当带头来推进这项工作，它们可以先迈第一步，当然，绝对不能把它当作最后的一步，也绝对不能把自己的纲领同其他“左派的”（即革命国际主义的）纲领对立起来，而要朝着制定一个共同的纲领前进。目前除俄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让国际主义者比较自由地举行代表大会，也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党那样有很多非常熟悉国际上各种思潮及纲领的同志。因此，我们必须起带头作用。这是我们国际主义者的天职所要求的。

看来，布哈林同志也正是这样看问题的，因为他在文章的开头就说：“刚刚结束的〈此文写于8月〉党代表大会认为修改党纲是必要的”，“为此将召开专门的代表大会”；从这些话可以断定，布哈林同志丝毫不反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新的党纲。

如果这样，那么在上述问题上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未必有谁会反对我们的代表大会在通过新党纲之后，表示希望制定第三国际统一的共同纲领，并为此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尽快地召开左派代表会议，用若干种文字出版文集，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汇总材料，介绍其他国家在“摸索”（按布哈林同志的正确的说法）制定新纲领的途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荷兰的论坛派[126]，德国的左派。美国的“社会主义宣传同盟”[127]布哈林同志已经提到，但还可以指出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128]以及该党提出的以“工业民主”代替“政治国家”的问题）。

其次，布哈林同志指出了我的草案中的一个缺点，我应当无条件地承认他说得对。布·同志引了草案中谈到俄国目前的形势和资本家的临时政府等等的那一段（小册子第23页[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85—486页。——编者注]）。布哈林同志批评这一段说，应当把这一点挪到策略决议或行动纲领中去，这是正确的。因此，我提议或者把第23页最后一段全部删去，或者这样表述：

“为了争取一个最能保证经济发展和人民权利，特别是保证痛苦最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局限于……”如此等等。

最后，我应当在这里答复某些同志对草案中的一条所产生的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问题没有在出版物上提出过。这就是关于政治纲领第9条，即关于民族自决权的问题。这一条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对自决权作了新的表述；第二部分的内容不是要求，而是宣言。向我提出的问题是：把宣言摆在这里是否妥当。一般说来，党纲内不应有宣言，但我认为这里的例外是必要的。“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了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的权利”。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用大俄罗斯语言进行工作的政党，必须承认分离权，这一点在有了1917年这半年来的革命经验以后，未必再会引起争论了。我们夺得政权之后，会无条件地立刻承认芬兰、乌克兰、亚美尼亚以及任何一个受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都享有这种权利。但是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决不希望分离。我们希望有一个尽可能大的国家，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民族同大俄罗斯人毗邻而居；我们这样希望是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不同民族的劳动者来参加无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希望的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和联合，而不是分离。我们希望的是革命的联合，因此我们不提所有一切国家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是因为社会革命只把已经过渡到或正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正在获得解放的殖民地等等联合起来的问题提上日程。我们希望的是自由的联合，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没有分离的自由就无所谓自由的联合）。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因为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所有大俄罗斯人极深的仇恨和不信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消除这种不信任。

但我们是希望联合的，这一点应当说清楚，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党的纲领里讲明这一点极为重要，为此，就必须打破惯例，容许提出宣言。我们希望俄罗斯（我甚至想说大俄罗斯，因为这样更正确）人民的共和国能把其他民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愿的协议。否则就要破坏各国工人的团结和兄弟般的联盟。我们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我们提出的口号不是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而是各族工人兄弟般的团结；因为我们不信任各国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是敌人。

所以这里应该容许例外，在第9条里加进一项原则的宣言。

九

刊有尤·拉林同志的《我们党纲中的工人的要求》一文的《工人之路报》第31号出版时，上面几段我已经写好了。对这篇文章不能不表示欢迎，因为这是我们中央机关报讨论党纲草案的开始。拉林同志专门谈到的那一部分党纲，我没有参加起草工作，这部分草案完全是由1917年4月24—29日的代表会议成立的“劳动保护问题小组”拟订的。拉林同志提出的许多补充，在我看来完全可以采纳，可惜不是所有的补充都经过精确的推敲。

我认为拉林同志有一条表述得并不成功：“在支配〈？〉工人个人〈？〉方面实行工人民主〈？〉自治的基础上〈？〉正确〈？〉分配劳动力”。依我看，这还不如小组的表述：“劳动介绍所应当是无产者的阶级组织”，如此等等（见《材料》第15页）。其次，关于最低工资问题，拉林同志应当更仔细地研究和精确地表述自己的建议，应当把这一建议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关观点的历史联系起来。

其次，关于党纲政治部分和土地部分的问题，拉林同志认为必须“作更细致的文字修改”。我们希望，对某些要求的表述作文字修改的问题，也能在我们的党报上立即开始讨论，决不要拖到代表大会才进行，否则我们的代表大会就会准备得不充分，这是第一；第二，凡是参加过党纲和决议起草工作的人都知道，精心提炼某一条文的措辞往往能发现和消除一些原则性的模糊之处或分歧。

最后，关于党纲的财政经济部分的问题，拉林同志写道：“这部分几乎是一个空白，连废除沙皇政府的战时借款和公债”（岂止沙皇政府的？）、“反对利用国家垄断来增加国库收入等等都没有提到”。非常希望拉林同志立刻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议，不要拖到代表大会的时候才提，否则会议准备就不会充分。关于废除公债（当然不仅是沙皇政府的，还有资产阶级的）的问题，应当周密地考虑到小额认购者；关于“反对利用国家垄断来增加国库收入”的问题，应当考虑到奢侈品生产的垄断这一情况，以及该条同党纲关于废除一切间接税的要求的关系。

再说一遍，为了认真地做好党纲的准备工作，为了真正做到全党动手，凡是关心这一工作的人都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无论是一些设想，还是补充或修改过的已经作了文字推敲的准确条文都应当刊印出来。

载于1917年10月《启蒙》杂志第1—2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4卷第351—381页

【注释】

[124]指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合法条件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151名代表，代表78个大的党组织的约8万名党员。由于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这次代表会议起到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代表会议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为基础，规定了党在战争和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的路线，确定了党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344]。

[125]列宁在这里指的是斯巴达克派的纲领性文件《指导原则》的第5条，其中说：“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了。民族利益只是欺骗的工具，驱使劳动人民群众为其死敌——帝国主义效劳。”

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形成，创建人和领导人有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尤·马尔赫列夫斯基、莱·约吉希斯（梯什卡）、威·皮克等。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这个杂志是团结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中心。1916年1月1日，全德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组织，取名为国际派。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指导原则》的文件，作为该派的纲领。这个文件是在卢森堡主持和李卜克内西、梅林、蔡特金参加下制定的。1916年—1918年10月，该派定期出版秘密刊物《政治书信》，署名斯巴达克，因此该派也被称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反战活动，领导罢工，揭露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斯巴达克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也犯过一些错误，列宁曾屡次给予批评和帮助。1918年11月，斯巴达克派改组为斯巴达克联盟，12月14日公布了联盟的纲领。1918年底，联盟退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在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1日举行的全德斯巴达克派和激进派代表会议上创建了德国共产党。——[354]。

[126]论坛派是1907—1918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特、安·潘涅库克、罕· 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年2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3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年11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369]。

[127]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是美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根据美国国际主义者和以荷兰侨民塞·尤·鲁特格尔斯为首的一批政治流亡者的创议于1915年在波士顿成立。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问题上，该组织持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纲领相近的立场。美国社会党的革命分子开始集结在它的周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宣传同盟支持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并在各工会组织中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活动。1918年，同盟加入了美国社会党的左翼。——[369]。

[128]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1876年7月在费拉德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当时称美国工人党，1877年起改用现名。绝大多数党员是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同本地工人联系很少。19世纪70年代末，党内领导职务由拉萨尔派掌握，他们执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工人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一部分领导人热中于议会选举活动，轻视群众的经济斗争，另一些领导人则转向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党的领导在思想上和策略上的摇摆削弱了党。90年代初，以丹·德莱昂为首的左派领导该党，党的工作有一些活跃。从90年代末起，宗派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又在党内占了上风，表现在放弃争取实现工人局部要求的斗争，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致使该党更加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倾向于国际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最革命的分子退出了党，积极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一个人数很少、主要和知识分子有联系的集团。——[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