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民心的力量让清政府土崩瓦解

本来清末新政改革很有起色，预备立宪开始也办得有声有色，而一旦改革深入，涉及到根本权力，要求开放政权时，最高统治者就很吝啬，举措失当，死抱权力不放，以致毁掉改革

“自古革命，务归人心！”这是唐人张廷珪在武则天卧床不起被迫交权时说的一句话，意指政权的废立即其合法性完全取决于人心向背。时人心归向李唐，于是废周复唐，顺乎民心，这场流血很少的革命，仅诛除了武则天的几个嬖倖。

古代圣贤历来把民心得失看作是政治的晴雨表，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就是在民心丧尽的情势下，在武昌起义后几个月，即被各省代表选举产生的民国临时政府所取代。武昌枪响后一个月内竟有14个省宣布独立，失民心的清室没后援，空前孤立，只能任由袁世凯摆布，诚可谓失人心者失天下。

清政府自我改革挽救民心

清末，戊戌变法是政治体制改革，企图挽大厦之将倾，但因触犯既得利益权贵，仅行百日即被废止。清上层倒行逆施又引发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为此康有为又上书粤督李鸿章，呼吁改弦易辙，“天时不可失，人心不可违”。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庚子祸乱后期上层几乎没有谁再反对改革，为救治沉疴，连慈禧太后也支持并主持改革。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方面，其特点是引鉴西学西政，1906年提出预备立宪，并派出大臣去西方各国考察。“ 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同，博采众长”。应该说清廷是看到了人心思变，企图以改革来挽救危亡唤回人心。

辛亥前十年清改革力度很大、成效显著，不能说是敷衍人心。北师大历史系曾编了这十年“民变档案史料”两大册，所谓“民变”，即群体性抗捐抗租等变乱，其实每年也不过就一两百起。革命党孙文、秋瑾等也发动了十数次起义和暗杀，但多限于局部地区，规模都很小，少有人响应，且无妨大局。应该说清政府通过全方位改革，在庚子乱局后很快稳定了人心，控制住了政治局面。

创设民意机构沟通民心

改革向纵深发展必然要触及既有权力格局，触及到政治体制根本。清改革“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所谓“公诸舆论”，即设立“民意”机关，以沟通民心，“博采群言”。1908年清廷开始在地方各省筹办谘议局，在中央筹办资政院，宗旨是“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而发挥其“舆论总汇”的功能。为此各省都进行了议员选举，选出民意代表。1909年10月，全国有21个省召开了第一届谘议局会议，并选出议长，江苏为状元张謇、湖北为进士汤化龙等。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在北京开院，宣御旨：“慨念时艰，深思政本，仰承慈训，俯顺人情，毅然宣布德音预备立宪，开千古未有之创局，定百世不易之宏规”。

民意机关的设置是中国政制前无古人的创革，也是对两千年传统君主专制政体作温和且又是根本性的改造，这就要求清廷开放言路，开放政权。然而一触及根本权力，就不是那么好商量也不那么好改了。清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派系，而无论是清流还是浊流，各派都是主张改革的，由于尚未建立现代民主博弈机制，各派都耍弄权谋，围绕着权力始终在明争暗斗。内耗大大地折损了改革成效，丁末政争弄得两败俱伤，先是清流岑春煊被外放，后是浊流袁世凯被罢黜，大权最后归于20来岁的摄政王载沣等满族亲贵。民意代表张謇等则在体制内打民意牌，要求“速开国会”，再成立向国会负责的行政内阁，以期从根本上改造政治博弈规则，建立宪政体制。

民意代表的能量也很大，他们身份合法，又是民选，有合法机关资政院、谘议局作为讲坛，在体制内为民请愿进行合法斗争。1910年他们组织了三次大规模要求“速开国会”的和平请愿，征集到20多万人签名，有百万民众参与，要求将民意机关升格为具有立法监督权的国会，真正实行宪政。湖南请愿代表团赴京时，教师徐特立竟当众剁下一指蘸血书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产生震撼性影响。由于资政院开院，第三次请愿就直接把请愿书交给了这个“舆论总汇”的准国会，各地民意机关互相串联，形成有组织的立宪派。

民意与清政府博弈加速民心流失

面对民意压力，清政府也作了让步，缩短了预备立宪期限，但也摆出了镇压姿态，指责请愿是“民气喧嚣”，将企图组织第四次请愿的代表押送回原籍，逮捕并流放较激进的天津立宪人士温世霖。清不立开国会，反而于1911年4月悍然组织了一个“皇族内阁”，致举国哗然，朝野上下一致谴责。连山东巡抚孙宝畸也公开上奏反对，被任为内阁总理的奕劻也请辞，说“诚不欲负天下臣民之望”。时满清亲贵一些的如奕劻、善耆、溥伦等其实都倾向立宪，但当权的是摄政王载沣及其兄弟载洵、载涛等一班不谙世事的少年，他们把权力看得比命还重，不但死抱不放松，反而更集权皇族，这就使朝廷人心解体。舆论认为朝廷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连无血缘关系的满人（如铁良）也不信任，仍将国家视为一姓之私产。这等于坐实了革命党指控满清乃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不“驱除鞑虏”，汉人将永受奴役。本来革命党打民族主义牌就使满清王朝的正当性受到严词追问，立宪派梁启超、杨度等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对此有所化解，新政改革“破除满汉畛域”也蛮有成效。但推出“皇族内阁”，不仅使先前多项改革努力前功尽弃，而且立即引发王朝的合法性危机，把清室推向了民心向背的临界点。

“皇族内阁”使民众与朝廷离心离德，但温和的立宪派仍于7月4日以各省谘议局议长议员联名的形式，以积诚罄哀的态度上奏，称皇族内阁不合立宪公例，请另组责任内阁。摄政王载沣等一小撮权贵怙恶不悛，竟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批答：“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让议员今后“不得率行干请”。这就把朝廷苦心栽培的民意代表推向了对立面，彻底开罪了民意机关，使之与清廷尖锐对立，其后果是民心迅速转向“排满革命”，清室在政治上空前孤立。

民心的力量让清政府土崩瓦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暴发，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第二天就来到起义士兵中间表示支持，并即时领衔率湖北省全体民意代表公开通电全国各省谘议局，号召响应革命。

民意有力量，有组织的民意机关更是力量强大。通电发出几乎全国各省谘议局都不同程度地响应，一个月内有14个省宣布独立，其中一半是由谘议局主导。南方独立各省还马上酝酿成立了新的民意机关，即各省代表会议，相当于临时国会，未独立的北方各省谘议局也派代表来参加。会议很快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参与起草的3人之一江苏民意代表雷奋曾是清资政院议员，几个月前还在北京参加资政院年常会，现已转入革命阵营。相当多像雷奋这样的民意代表，在极短的时间就由体制内转为体制外，且参政议政同样相当活跃。依据《组织大纲》，临时国会以每省一票计，17票中16票占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投票者包括尚未独立的北方谘议局派出的民意代表，如辽宁省等，说明民国新政府颇具民意基础。3个月后又选举袁世凯为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清朝也就寿终正寝了。

本来清末新政改革很有起色，预备立宪开始也办得有声有色，而一旦改革深入，涉及到根本权力，要求开放政权时，最高统治者就很吝啬，举措失当，死抱权力不放，以致毁掉改革。这说明要改革却不敢彻底，也是没有出路的。改革本是危亡中求生存，“情苦则虑深”，为求得民意支持，清政府引鉴西政举办了民意机关，最后却又逆拂民意，开罪于民意机关，非但不能转祸为福，反而转福为祸，加速了其败亡。为什么？因为民意不可侮，民心不可欺，古圣所谓“顺乎天”，即顺应民意。

遥想当年多尔衮辅幼主入中原，任明降臣洪承畴等经略东南，京师明官吏一概留用，从而大获人心，奠定了清朝基业；两百多年后载沣辅幼主搞改革，却拼命揽权于皇室，使民心丧尽，最后葬送了清王朝。清一头一尾两个摄政王，人心向背大不一样，可谓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成败在民心，顺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所以，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说：“立国基础，就是万众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