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全球化中的东亚模式（2）

理性、有序、和平的民主化

社会制度建设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为和平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中产阶级在其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有政治参与的要求，这是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保障了民主化进程的和平性质，即人民都能理性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四小龙”当中，韩国和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新加坡在原来的选举政治的基础上，政治发展也在加速，香港的中产阶级也在追求民主化。但不管如何，如果和欧洲国家早期民主过程中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工人阶级运动）相比，东亚社会的民主化显得非常理性、有序、和平。

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是他们选择了与西方先发展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与西方先发展国家相比，东亚政府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都经历了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市场驱动，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很大，主要是规制经济活动的角色。在社会建设上，只有等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西方整体制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才开始涉足社会领域。也就是政府开始和资本分离，把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转移到以依靠选票的民主合法性。

但在东亚尤其是“四小龙”，情况有很大的不用。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s），政府不仅主导产业的发生和发展，而且积极引导产业的升级。学术界，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制度建设，培植中产阶级，从而避免了类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征的工人阶级运动。日本政府在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的同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类似工资“倍增计划”等政策，提高劳动者工资，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香港、韩国和台湾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就了有利于公平性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

这里，日本和韩国的企业集团值得强调。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国际竞争力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大型企业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政府和企业联盟的结果。没有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很难实现日后的大发展。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的人称之为“东亚战略型资本主义”，但批评者（主要是西方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前者指向政府和企业关联的优势，后者指向这种关联的劣势。新加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更是典范。从社会阶层变化来说，东亚社会的中产阶级从产生到壮大，花费了比西方短得多得多的时间。这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功劳。

充分利用市场的角色

和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不同，东亚政府不仅容许市场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制度条件，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苏联东欧模式就是政府和社会的结合，消灭资产阶级和市场机制，代之以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东亚社会拒绝这条当时非常激进的选择，而是走上了利用市场机制加政府干预的道路。日本和韩国政府大力扶植民营企业，政府动员大量的资源，投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使其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相竞争。台湾政府也通过类似的政府政策，在大力扶植战略型产业的同时支持中小企业。香港尽管是典型的自由市场，但政府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通过法治来保障自由市场的运作。

新加坡比较特殊。新加坡发展出一个庞大的政府产业（政府关联企业和政府投资企业），这和其他经济体不同。但是，在充分利用市场这方面，没有重大的区别。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和苏联东欧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完全不同。道理很简单。在新加坡，企业是企业，企业的运作必须符合市场规则，政府不会保护自己的企业免受市场的竞争。因为对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充分运作，东亚经济体在很短时间内赶上了西方。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四小龙”政治精英也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政治现代化道路，那就是既不拒绝民主，也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民主。二战后，在政治发展方面，发展中国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就是拒绝民主化，一个阵营是为了追求民主而搞民主。拒绝民主的案例很多。很多国家在反殖民地斗争之后获得独立，不过政治精英最终走向了个人独裁的道路。在东亚“四小龙”，权威主义体制不是为了领导人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集中资源从事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集权和发展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特征。但在个人独裁制下，领导人往往是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利益，而非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腐败和落后是这些社会的主要特征。

在政治上，很多国家在反殖民地独立后实现了民主化。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具备了民主化的基本条件，而是一些政治精英或者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人为引入的。引入民主化的往往是这些社会在西方接受教育的那些年轻政治家。但在亚洲“四小龙”，这方面比较理性。领导人首先专注的是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培植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各方面基础。当社会的大多数出现民主要求的时候，能够“自然”民主化。当然这里不是说，来自社会的压力不重要，而是说当这些政治精英面临社会的民主化压力的时候，不会像其他一些专制社会那样，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化的发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