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低成本竞争”模式形成的背景和特征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条件和“要素组合优势”，指出我国一些年来的增长模式是以“低成本竞争”为显著特征的，讨论了与这一模式相关的“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导向”、“主导产业驱动”、“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跨部门流动”、“成熟技术的引入和扩散”、“市场的外延扩张”等重要因素，并分析了体制变迁对这一模式多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工业化；增长模式；低成本竞争

一、现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特殊条件和“要素组合优势”

讨论中国的工业化或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实质上是讨论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问题。钱纳里将工业化定义为“现代经济增长”。工业化或现代经济增长的“启动”，依赖于一系列相关要素，如市场需求、资本积累、近现代工业技术的引入、能够从传统农业脱离且受过某种职业训练的劳动力等。有关的制度将这些要素结合起来，并提供可预期的保障。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和推进同样依赖于这些一般条件，但是能够显示其特点的，则是这个进程中的特殊条件。

在比较的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特殊条件的支持。

第一个特殊条件是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后来者通过学习和吸收，以比先行者更低的代价或更高的质量完成大体相同的增长过程。后发优势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都可能分享的。中国由于其经济规模大，差异性显著，而且处在经济转型阶段，在利用后发优势上具有更强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很少有国家能够象中国一样，在如此之广的领域中吸收先行国家的技术和经验。

第二个特殊条件是中国超大型或巨型的人口规模。作为一个人口大国，13亿以上的人口要在今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是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任何一个都远不及中国的人口规模。市场广大和劳动力低成本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优势，这两个优势都建立在“人多”的基础上。“人多”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在中国已经有了很长历史，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人多”的特点。只有进入工业化轨道之后，“人多”才能转化为市场广大和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中国已经幸运地进入了工业化轨道，由于其超大型的人口规模，市场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较其他国家更为显著。市场优势除了表现在市场规模大之外，市场的多层次也为经济增长中的递进性和多样性提供了机会。

第三个特殊条件是中国严重扭曲经济结构下过多的农业人口。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政策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严重不对称。目前约半数的人口和劳动力依然只能生产不足1/5的产值。工业化最终要通过农业和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而分享发展的成果。在此意义上，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任务的艰巨性要超过其他国家。

农业人口多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可以向非农产业提供源源不断、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部分地与这一结构特点有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将是一个至少长达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非农产业提供的就业空间、城乡就业摩擦、农业从业者的收入提高、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对农民合理利益的保护等问题，始终构成挑战。“均衡而可持续的转移”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政策目标。

第四个特殊条件是，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持续推进的。与成熟的工业化国家不同，中国的工业化起步于计划经济，持续推进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工业化在体制方面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由通过改革开放推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成为这一时期工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特色。

上述几个特殊条件使现阶段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形成了独特的生产要素组合优势：在一个后起的已经有了一定工业基础且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国家，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拥有成为世界上最大市场的潜力，人口中较高比重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构造了劳动力低成本格局，改革开放在使需求释放、供给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引入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利用后发优势获得了机会。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中，某些国家可以拥有其中一两项优势，但很难同时具备这一系列优势并使之有机组合起来。如此多的优势在中国汇集，确实是一种幸运。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要素组合中得到解释。

二、“低成本竞争”的增长模式

在独特的生产要素组合背景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了快速而持续的推进。以上对生产要素组合特点的描述很大程度上是静态的，了解中国已有增长模式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从动态过程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

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了“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导向”、“主导产业驱动”、“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跨部门流动”、“成熟技术的引入和扩散”、“市场的外延扩张”等要素，而这些要素又集中表现于“低成本竞争”。

“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导向”所解决的是经济增长的需求条件问题。与以前脱离居民需求，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为工业化而工业化”的状况不同，二十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体现了消费者需求导向的特点。居民消费需求成为产业循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则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初始动力。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向食品、纺织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老三样”的需求，九十年代面向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等新型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近几年来面向住房、汽车、旅游、教育等需求，体现了消费者需求梯度升级的轨迹。产业增长的消费导向反映了我国体制条件的实质性变化。

如果说国内消费导向体现的是“内需”的话，对外贸易导向则体现的是“外需”。它们从需求侧面共同对产业结构提供了约束条件。对外贸易结构反映了国内生产要素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二十多年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其中加工贸易又保持了一半左右的比重。在我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形成了外向型经济主导的产业格局。

主导产业驱动是需求导向和生产要素增长潜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形成何种产业要由需求来解释，产业的竞争力则要由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来解释。在不同的增长阶段，由当时的消费需求热点所拉动，循着投入产出联系，形成了相应的主导产业。这些主导产业表现出比其他产业更高的增长率，“水涨船高”地提升了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与需求热点相对应，主导产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是纺织、轻工等，九十年代主要是新一代家电产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在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则是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先导性产业，钢铁、建材、化工、机械等中间投入品行业，以及能源、运输等基础行业。主导产业的出现和更替是解释高速增长以及增长中波动的基本变量。

劳动力跨部门流动是结构转变加快时期的重要现象，也是工业化过程中效率改进的主要来源。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显著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是传统的农业部门的就业者向现代部门——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长时期的城乡隔离制度导致了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巨大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一旦这种制度被打破，农民实现了向非农部门的流动，与原有的农业部门相比，农民的生产效率和收入都有了很大改进。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的存在，使劳动者在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强化了农民工的低工资状况。

相对于工业化先行国家，二十多年来我国快速成长的产业基本上属于成熟产业，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传统产业”，即使是新兴的高科技产业，我国基本上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产业发展中所需要的技术原创者甚少，大多数是成熟或较为成熟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引入这些技术的有利条件，引入的主要渠道是创办外资企业、设备输入等，纯粹的技术交易式引入是相当次要的方式。另一方面，我国已有的较为完整、逐步得到加强的工业体系，在新技术的引进、吸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领域和环节正在形成技术自主开发的能力。总体上看，除了少数特定领域外，在大多数产业中，过去二十多年以中低技术为主，以引进、模仿为主，而且这种状态基本上适应了产业成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