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低成本竞争”模式形成的背景和特征（2）

与产业发展处在初中级阶段相适应，市场成长以外延扩张为主。面对不断出现的消费和产业成长热点，企业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寻求高成长产业的“先进入”机遇上，以谋取供不应求阶段的高额利润。而当进入者不断增加，竞争加剧后，企业将重点放在低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竞争上，以保住和扩大市场份额。许多优秀企业的核心能力并不是表现在技术研发，而是表现在市场营销。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工业化进程的构成要素还可以提出一些，但以上这些要素是较为重要的，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说“国内消费和对外贸易导向”创造了需求，那么，“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跨部门流动”、“成熟技术的引入和扩散”、“市场的外延扩张”等则创造了供给，两者结合促成了主导产业的形成和更替，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波动可以由主导产业的变动得到解释。从国际比较的意义上，或者从中国工业化进程今后将要发生变化的意义上，“低成本竞争”是对这一时期增长模式基本特征较为合适的描述或概括。

三、体制变迁对增长模式的影响

“低成本竞争”增长模式诸多要素的形成是以体制变迁为条件的。不难设想，继续维持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增长模式不可能出现。另一方面，这一增长模式的缺陷与体制转轨中的问题直接相关。深入了解这一增长模式及其前景，需要分析体制变迁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一增长模式产生了影响。

1.改革开放对主导产业的响应

与前苏东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经常被描述为“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含义往往不明确，有时颇为混乱。“改革开放对主导产业的响应”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改革）的一种解释，所强调的是，在不同增长阶段，围绕当时的主导产业所面临的体制和政策问题，推出相关的改革开放举措，使主导产业的增长潜力得到发挥；而主导产业的成长产生改革开放“红利”，使已有的改革开放举措得到肯定和巩固，并对新的改革开放形成激励。典型的事实是，通过放松或放开实物配给和价格管制，形成主导产业的消费需求条件；通过对外开放，扩大外贸、引进外资，推动国内外市场、技术、资本等要素的交流；尤其重要的，是在促进国有经济改革的同时，允许和鼓励“体制外”的多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借助主导产业的高成长机遇，使这部分经济得到更快增长，并逐步在诸多领域特别是竞争性行业占据多数地位，如此等等。经验表明，中国二十多年来推出的改革开放举措为数不少，但真正成功、且能坚持下来的，基本上与主导产业的发展相关联。反过来也可验证，主导产业的快速成长，是以市场经济的体制条件为基础的。

“改革开放对主导产业的响应”作为一种改革形态，体现了经济增长与体制变迁的某种内在逻辑。首先，改革可以有一个较为抽象、长期的目标和“项目规划”，在实践中则表现为“摸着石头过河”，有较强的随机性。这里暗含的一个逻辑是，与“计划经济”出错相似，“计划的”改革，包括“改革精英”所设计的改革可能出错。对一个增长潜力巨大的经济来说，正确的改革战略是能够判断并抓住当时最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启动产业和市场的“自然演进”过程。然后在过程中跟踪发现和解决体制或政策问题。其中“适度的预见性”是合理和必要的，但依然不可能超出“有限理性”的局限。二是，改革服从于增长，并且是当时带动力最强的主导产业的增长。改什么，如何改，何时改，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特别是主导产业增长的需要。有些改革在长期被认为对增长有利，但在短期内可能引起较强的不稳定，进而对增长产生大的负面影响也会被推迟。三是，改革的效果由增长来检验。一个适当长的时间后，成功的改革将伴随着某种增长效应，二者之间的联系应当是相当确定的；不成功或失败的改革也可在这种逻辑联系中得到检验。另一种状况也是成立的：某种瓶颈现象的反复出现使增长受到损害，表明相应的某种改革滞后了。

由此可以引起对改革实质的更深入地思考。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由少数人意愿主导和指挥的经济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自然选择的经济的过渡。在某一个时点上，市场经济表现为众多参与者自主选择而形成的社会秩序，从一个过程观察，市场经济从来都处于“演变”、“成长”之中，而这种演变、成长在微观层面也是众多参与者自主选择的过程。随机、分散等是过程中的重要特征。所谓改革，就是在放弃计划经济的同时，形成一种使社会成员广泛参与的市场经济成长机制。在改革的初始阶段，需要以坚强的决心和若干力度较大的行动打破计划经济的坚冰，为市场经济发育过程的启动提供必要的初始条件。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原先预计到的问题与实际遇到的问题往往不一致，有效的改革表现为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这种状况并不表明改革是漫无目标的，可以观察和参照的是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增长过程。反过来说，市场经济发育和经济增长状态，可以反映改革及其形成的体制状态。

2.低成本中的体制性扭曲因素

现有增长模式中的低成本，基本面上说是合理的，也含有不合理的因素。由于体制和政策原因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使价格偏离均衡水平而被人为压低。例如，招商引资中实行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低水价、低电价使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高耗水、高耗能产业有利可图；克扣、拖欠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条件过差等，使劳动力成本低于正常水平。污染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在经济学含义上就是企业内部成本外部化，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过低而高估了利润。

要素和环境成本过低，短期内可以刺激投资，增加产值和利润，有时也可以增加税收，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带来好处。但从中长期和全国范围看，要素和环境成本过低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鼓励浪费性使用，在短期内企业成本降低的同时，政府和公众承担的社会成本相应加大。要素价格扭曲有强的再分配效应，收入差距也将不合理地扩大，如低地价或零地价往往成为失地农民得不到合理补偿的诱因；劳动者实际工资过低扩大弱势群体范围，也不利于增加消费；企业不支付必要的治污费用，实质上等于将社会公众的收益转化为自己的利润。

3.增长波动背后的体制原因

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其间也经历了幅度不等的波动。一些年来几次大的增长波动，大体呈现出“消费结构升级→新的生产部门形成或扩大→中间投入品增长→基础部门供给不足→通货膨胀或短缺→紧缩性宏观调控→增长速度下降，部分生产能力过剩”的周期变动特征。其中有两个引起波动加剧的环节，有着突出的体制背景。

当消费结构升级引起新的生产部门形成或扩大、中间投入品增长加快时，相关的生产和流通领域市场化程度较高，进入限制较小，大量投资主要是非国有投资进入这些领域；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投资，特别是在地方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往往容易利用拥有的资源控制权压低要素和环境成本，出现上面描述的要素和环境价格扭曲。这种扭曲的一个宏观结果，是使投资过多地进入相关领域，导致过度投资或投资膨胀现象。

消费品与部分投资品增长加快后，将会遇到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供给短缺的制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表现为交通、能源、原材料的“瓶颈”，本世纪新一轮经济增长中表现为“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基础部门短缺与投资建设周期较长有关，如电厂建设一般需要几年时间，但更多地与体制原因有关。基础部门大多以国有大企业为主（有些是全国性、行政性的大公司），供给反映较慢，这一点与非国有企业为主的其他行业相比就会看的更加清楚。与此同时，这些部门表现出较强的行政性进入限制，特别是对非国有投资的限制。当基础部门供给短缺时，并不能有效地通过新投资的进入而使短缺得以缓解和消除。

于是，人们看到了社会资本增量的一种非均衡配置：供给短缺的基础部门由于行政性垄断而不能得到足够投资；消费品和部分投资品行业由于要素和环境成本过低而出现过度投资。投资的不均衡助长了增长的不均衡，过剩的更加过剩，短缺的更加短缺，增长波动的幅度加大。可以考虑另一种情景：如果基础部门有适宜的竞争和开放，消费品和部分投资品行业的要素价格合理，在社会新增投资既定的条件下，将有更多的资金会流向基础部门，经过一个适当长的时间后，使增长中的供求缺口趋于收敛。现实中这种情景无从出现，能够出现的往往是这样一种情景，即基础部门增长缓慢导致短缺严重（在价格信号受管制的情况下）和价格上涨（在价格由市场决定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紧缩政策，而在诸多因素制约下，实际上又不能不更多地倚重行政性措施，压低消费品和部分投资品行业的增长，放慢总量增长速度，以求得较低水平上的平衡。其代价是部分行业的过剩、投资效率下降和增长中的不稳定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