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22日 编者按: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海域发生了9级强地震引发的海啸,日元汇率当日受到较大影响,盘中出现大起大落的走势。随即几日日本央行为了挽救日本经济开始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日元汇率也因此一度触及二战以来的新高。在日元汇率升势难阻的情况下,西方七国决定联手干预日元汇率。那么在G7的联合干预下日元的中长期走势将会如何变化?日本经济需要多久才会恢复?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做客和讯将为我们解读这一事件。
主持人:日本地震在世界各地的经济领域的影响不能忽略,您认为把地域定在东南亚,会对东南亚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谭雅玲:我认为东南亚经济和日本的联系是两面性的,一方面日本的产业、技术、产品的局部断裂可能会对东南亚经济有一定的冲击,甚至是很大的冲击,因为毕竟东南亚是日本产业链下游的一些需求者,可能对他的产业基础和贸易状况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包括汽车、电子产业,甚至包括核能产业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日本的重建和灾后救助可能也会给东南亚国家基础原材料供给带来一定机会,因为毕竟日本的需求比较大,日本资源的短缺也是一个现实,所以它应该是两面性的。
但值得去想的是,1997年亚洲国家经历了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国家的模式是日本模式,经过了十多年,将近快二十年的变化,亚洲国家改变了多少是个话题。亚洲国家改变了多少,我认为不能从投资指标和吸引力简单评估,如果说投资吸引力日本很好,亚洲投资吸引力也很好,亚洲改善了。但1997—2007年这十年当中是因为发达国家问题多了,焦点集中了,淡化了亚洲国家。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亚洲的问题我认为没有根本性的改变,1997年我们关注亚洲模式是高增长,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现在这个局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包括日本雁型模式,以出口为主,也没有改变,所以未来对它的结构考验会比较大,因为这种模式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或传统模式的经济基础,短期伴随着西方问题比较突出,可能投资有吸引力,经济也比较利好,未来西方的经济复苏了,也摆脱了金融危机,那么对亚洲的考验就会比较大,加上日本大地震,日本要就自己的问题,对亚洲周边的扶持、合作可能相对就会减弱,所以,我认为亚洲地区在日本大地震之后可能面临的考验会比较大,两面性会比较突出。现在很难界定亚洲的经济到底会怎么样。
我认为,从亚洲整体态势来讲,不至于日本一下子被拖垮,日本也不会因为大地震一下子被拖垮,毕竟是局部的问题,虽然灾难很重。有产业断裂、产品断裂的情况,但核心技术并没有失去。有人认为,它未来可能会促进和加速日本经济崛起,我认为这种评论也是比较贴切日本地震之后新兴城市,新兴产业,新兴技术再进一次发挥对日本解决的推动力。
主持人:日本和中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您认为日本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产生在哪些方面?
谭雅玲:我认为在心理上的影响会比较大。毕竟是中国的近邻,恐慌心理会在不安和不稳定中更加突出,不安和不稳定中的争论和对我们的反思会加大,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借助这个机会进行结构性,品质型、质量型改观和改变,这样对中国的长远应该是有好处的,通过日本事件我们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和毛病,通过这个事情反思自己,对未来的战略思路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从实体经济和贸易相关的投资角度来看,它现在可能表露得还不是很突出,因为它后续的影响到底如何现在还不是特别好评估,从它电子技术和汽车产业来讲后市影响不能低估,但从日本相关企业发展的未来可能会面临的挑战比较大。但大家似乎心理上的准备比较充分,都在议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样的发展还有待于观望,现在重要的是与日本国际协调与合作怎么样有效把握。从民族角度来看,对立的情绪还是比较大,但从善良和道义、道德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有一些思考,通过日本的问题接受教训,通过日本灾难实现中日之间比较冷淡或者不友好,不协调的发展局面出现转机,我认为这样对日本、中国、世界都是相对比较有利的。所以,通过日本大地震可能对于中国经济的风险、预警层面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同时对中国经济处于“十二五”规划期间的观念、体制上的改革也是很好的启示,我认为这对中国未来“十二五”规划发展带来的效率、体制、结构问题参考意义和参考价值是值得关注的。
主持人:现在大家比较关注日本地震以后中国汽车行业和电子行业的发展,您觉得对这两个行业是机遇更多还是考验更多?
谭雅玲:我认为应该是考验更多,因为从机遇角度来讲,汽车、电子产业,现在在媒体、网络上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中国有什么样的核心技术,中国有什么品质的名牌,我觉得这句话是特别值得深思的。因为我们的汽车数量很大,电子技术的规模很大,但核心的品牌、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关键性的技术我们很少。温总理去年考察湖北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记忆是很深的——“中国制造要变成中国形象,变成中国品质和中国的效率”。我觉得这三句话对我们的启发很大,而且这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我们应该通过地震或外部灾难机会实现自我有效改革和改正,是比较好的机会,而不是循规蹈矩地按数量或规模的优势推进我的指标亮丽,这样它的不持续性和不持久性是很大的,这样的教训和外部风险我们见到很多,中国应该比较迅速,比较有效率解决自己的问题,比简单关注机会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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