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党内民主向何处去？

五年前，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公式，即要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里所说的“人民民主”就是一般学术界所说的社会民主。这里有两点必须加以注意。第一，从发展的过程来说，党内民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社会民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第二，党内民主，顾名思义，局限于党内，属于精英民主，而社会民主是针对整个社会而言的，是大众民主。

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说以精英民主领先大众民主这一过程基本上吻合民主发展的历史和实践逻辑。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民主历史也是如此。民主在西方最先产生和发展，但在两百多年的民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实践的是精英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仅半个多世纪的事情。西方早期，对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有很多的限制，民主局限于少数社会群体。马克思把西方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并不是说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都是资本家，而是说，政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早期的民主基本上是传统政治阶层（例如贵族）和资本阶级分享政权。而“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是后期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二战之后得到普及。例如美国，尽管是西方民主的象征，但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才为少数族群争取到了政治权力，使得美国进入大众民主政治阶段。当然，即使是在大众民主时代，并不是说不是精英政治了。究其本质来说，任何政治都是精英政治。大众民主时代，对统治精英来说，他们的社会阶级（或者阶层）基础从原来的少数扩大到所有合格选民；对大众来说，他们获得了参与国家政治过程的权利。

所有政治都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所以他们之间的妥协非常重要。在民主产生之前，一旦政治精英之间发生利益冲突，不能妥协，政治往往表现为暴力。即使传统上的王权制度也是如此。尽管王权基于个人和家族，但家族内部的政治斗争也经常表现为暴力。而对于要争取“改朝换代”的社会力量来说，这个过程只能通过暴力来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主是一大进步，它使得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变得文明起来。民主的本质就是妥协，政治精英通过民主的机制而得以妥协。再者，因为不同的政治精英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精英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各种社会利益的竞争，而且他们之间的妥协也表示着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妥协。

所以，历史地看，中国“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提法具有相当的历史理性。

自下而上的民主有负面政治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提法也吻合了中国政治的现实。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主非常有必要，在中国也已经实行了数十年了，但从实践层面看，社会民主已经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第一，社会民主往往缺少法律基础。以乡镇选举为例，到现在为止还不具备法律地位，只是在“试点”的基础上说才具有“合法性”。乡镇一级的直接选举的“试点”各地都有，但如果不修改法律，直接选举很难扩展到全国范围，成为一种新的制度。第二，自下而上的民主有其本身的负面政治效应。这种民主很容易导致合法性下移，即下级政府的合法性远较上一级政府高。在中国，它还会影响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党政关系。如果政府官员是选举出来的，而党的干部则不是，那么就会产生严重的党政冲突。尽管村现在已经不是一级政府，但村里面党和村民委员会（政）之间的冲突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村民委员会是选举出来的，而党支部则不是。这样，两者的冲突很难避免。第三，自下而上的社会民主容易导致政治体系的过度分散。当政治合法性下移的时候，地方就有了很强大的理由来抵御中央政府。在一些极端的场合，地方民主甚至可以导致国家的分裂。美国从早期极为分散的邦联体制过渡到权力集中的联邦制就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尽管从中央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说相当民主，但国家的统一就成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