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党内民主向何处去？（3）

党内民主必须超越票决制度概念

那么，党内民主的下一步是什么呢？除了票决程序的进一步制度化和透明化，还能够做什么呢？

票决和票决的程序很重要，这一点在所有的民主和选举理论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不过，党内民主要深化，必须超越票决制度的概念。也就是说，党内民主不仅仅是票决制度。票决只是一种工具，即产生领导人的工具。但党内民主不仅仅是要选人，更重要的是要选政策。领导人很重要，票决就是要选拔或者选举有能力的人。政策更为重要，候选人的政策意向和其执行能力极为关键。从理想层面来说，民主竞争是不同政策之间的竞争，而非人的竞争。人的竞争主要是关乎特定的候选人有没有能力来实施其政策。

无论从对人的选举还是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党内民主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民主作为一种治理结构，不仅仅是选举。如果仅仅侧重于选举，民主会导致无穷的负面问题。如果光强调选举，那么党内民主最后可能会演变成庸人政治，那些能够讨好政治同仁、官僚同仁的候选人必然受到欢迎，而那些真正能够做些事情，但要得罪很多人的利益的人则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从各国民主实践来看，民主经常显现出其极端保守性，也就是说，民主往往成为各种利益维持现状的工具。各种利益推选出最保守的候选人来维持现存利益格局。而这是目前的中国所必需避免的。中国需要的是改革和进取，而不是维持现状。或者说，一种意在维持现状的党内民主不是人们所期望的；相反，党内民主是要产生一个有能力改变现状的领导集体。

在另一端，如果光强调选举，党内民主也容易出现民粹主义的倾向。民粹主义会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种是因为党内民主产生了过多的互相制衡，领导层的改革进取变得不可能，那么一些领导人可以采取面向人民的办法，通过获取人民的支持来引入变化。这种做法很容易造成民粹主义。第二种情况是一些领导人以所谓的“民意”来求得其个人政治资本，而忽视地方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在一些地方，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明显。

要减少和控制庸人政治和民粹政治，党内的政策辩论变得非常重要。庸人政治和民粹政治往往是一体的，庸俗政治人物不能用有效的政策来获得政治支持和合法性，就诉诸于讨好其他官员、讨好社会的短期利益的方法。党内政策辩论因此必须注意到政策的可持续性。在任期制下，很多领导人都倾向于追求眼前和短期利益，而忽视社会的长远利益。同时，政策辩论也需要具有公开性，让老百姓知道领导人要做什么。党内政策辩论实际上可以成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关联点。

党内民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领导结构的顶层设计问题，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顶顶层”设计。例如，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政治局常委的规模问题。政治局常委扩大和党内民主有关，但过大了就很难产生效率和明确的政治责任。任何政治制度下，政治责任是最重要的。常委过大，权力就会过度分散，不能有效协调，政治责任就会变得不明确。怎么办？如果规模不能缩小，那么可以引入委员会制度，根据功能成立几个委员会，常委不仅要有分工，更要交叉任职，以形成全局观和责任。

无论就中国文化还是具体政治现实来说，党内民主引导社会民主必然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大方向。同时从实践来看，中国也在形成一种统合中国传统的“贤人政治”(meritocracy)和西方的民主政治(democracy)的制度。贤人政治就是选拔，而民主政治就是选举，中国在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整个社会来说，党内民主就是做好选拔。从长远来看，党内民主就是要选拔出一个好的候选人群体，然后再交给社会进行选举，从而实现社会民主。如果党内民主不能结合社会民主，选举就会成为精英之间互相投票的封闭政治游戏，民主就会演变成一种极其保守的机制。很显然，从党内民主的发展、巩固和完善，再到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结合，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这个方向非常有助于中国探索一条能够超越西方单纯强调票决的选举民主的民主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