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91年10月13日

柏林

1891年10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今天，我只能答复你关于俄国人的问题[176]，这也的确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其他琐事都已解决。

至于明春能否爆发战争，俄国的三种势力起着重要作用。第一是外交界。关于外交界，我仍然认为它力图不付出战争费用、不冒战争风险而获得成功，正因为这 样，它为了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俄国那极有利于防御的地位，正在为战争准备着一切。每次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并坚持到最后 一刻，然后，既不把事情弄到大动干戈的程度，又利用对方惧怕战争的心理（因为战争对对方来说，意味着更大的冒险）来捞取最大的好处。除了外交界，其次是军 队。俄国的军队尽管遭到多次军事失利，但仍然异常自信能赢得胜利，并极能吹嘘，——比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会吹嘘。这支军队急于求战。第三是年轻的资产阶级， 它象四十年代的美国资产阶级一样，把扩大市场看作自己的天职，看作俄国解放斯拉夫人和希腊人并统治东大陆的历史使命。这三个因素都应加以考虑，但到目前为 止，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期间，外交界总是不断获胜。如今又加上饥荒，在东部和东南部，饥荒尤为严重。从敖德萨到下新城和维亚特卡一线以东的所有地区，灾情 最重；该线以西，庄稼长势渐有好转；最西部，有些地方小麦收成尚好；黑麦收成各地都不佳。马铃薯不是俄国居民的主要食物。伏尔加河流域极为严重的饥荒表 明，俄国的交通还处于何等落后的状态。因此，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假如你轻信了要求拨款的我国军人的话，似乎他们肯定预计明春将发生战争，那你就会毫无必 要地把自己置于受攻击的地位。俄国外交界的特点是，越是不打算进行战争，就越是起劲地准备战争，同样，总参谋部人员的职责也正是在帝国国会中说服你们相 信，战争无疑会在1892年4月爆发。你这样密切关注所有这些报道，这很好。你如能提供有关这方面的、经过核实的材料，我将十分感激，但这些人还另有其附 带的目的。

这个问题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玄妙。一旦政府所要求的拨款提交帝国国会，这个问题就具有重大意义。假如我们确信春季将爆发战争， 那末，我们在原则上就很难反对此项拨款。而这将使我们陷入颇为尴尬的境地。那时，所有卑躬屈膝的政党就会欣喜若狂地叫嚷，结果是他们对了，而我们现在不得 不践踏我们自己二十年来的政策。这样一个毫无准备的转变也会在党内引起剧烈的摩擦，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

可是，另一方面，战争仍然可能在春天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拨款问题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呢？

我看，只能采取这样的立场：

（1）部队改装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和平局面能维持到我们采用新式火炮和口径较小的新式步枪，那末，和平看来根本不会遭到破坏。由此可见，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借口。

（2）关于常备军的新基干部队，也应该，甚至更应该是这样；我指的是关于建立新团队的要求。现在可能要求建立的那么几个新的战斗单位，在现有的庞大军队 的情况下根本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把这些新的战斗单位作为教练团，以征召和训练更多的士兵，那末，这一任务只有在长期和平的条件下才能付诸实现，因此，对明 春的战争来说，它们是多余的。

（3）但是，另一方面，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如果其目的是为了使现有的军队接近全民武装，仅仅是为了加强防御，是 为了训练和武装未征召入伍的十七至六十岁一切适龄人员，并在不增加监督和操练的情况下把他们编入常备基干部队，——如果是为了这些目的，我们可以同意拨 款。面对着经常存在的战争危险，我们不能要求根本改革武装力量的现有组织，但是，如果现在想要把大批适于服兵役而又未经训练的人员尽可能加以训练并编入常 备基干部队（为了参加实际战斗，而不是为了检阅和操练），那末，这正是接近于我们的民军，对此我们也只能表示同意。

在战争威胁加剧的时刻，我 们可以向政府表示，我们准备支持它反对外敌——如果给我们以应有的对待，使我们有这样的可能，其条件是，政府要用一切手段，包括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进 行战争。当德国受到东方和西方的侵犯时，任何防御手段都是正当的。那时，将面临着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个保持我们已经赢得的阵地和未来发 展的可能的问题。战争进行得越革命，就越符合我们的意图。而且，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企图保全自己财产的资产者和容克们的畏缩不前，正是我们将成为唯 一真正坚决的主战派。当然，也可能出现下述情况：我们得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使1793年重演，以便把俄国人及其同盟者驱逐出去。

我只得就 此结束，好把这封信挂号寄出（五点以后就不收挂号信了）。至于用于首战的部队将暗中大加扩充，根据过去的经验，我是确信不疑的，但我们还是希望有来自官方 的材料加以证实。至于奥地利人，他们的士兵是出色的，下级军官是勇敢的，可是其军事素养参差不齐，而军事长官们则根本不能信赖。在那里，为弗兰茨·约瑟夫 拉皮条的人就可以充当军事长官。

我正就战争问题为法国人写点东西[注：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编者注]，但是，这种事要做得弊少于利，比登天还难，——他们真是太敏感了。

孔斯旦以其纯普鲁士式的刁难为拉法格成为候选人帮了大忙。在法国，这一套是不会见效的。

但是，如果李卜克内西主持国外栏，将怎样对待这种战争政策呢？他的对外政策（帕涅尔、在尼斯为加里波第举行的纪念日等）是不值一驳的。他如此崇拜这样一个“共和国”，那里很快会出现大争吵。

我看，关于战争的问题，既然你这样确信战争要在春天爆发，应该提交党代表大会[166]讨论，哪怕是在小范围内也好。

路易莎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  弗·恩·

注释：

[166]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于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八名。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

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首领福尔马尔的演说，成了在会议和报刊上对纲领性和策略性问题进行激烈争论的导火线。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硬要党接受机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策略（见注135）。

所谓的“青年派”——1890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利用福尔马尔的演说，再次向党发动进攻（1891年夏、秋两 季）。“青年派”的支柱是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因此又名柏林反对派。“青年派”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年轻的文学家组成 的。其主要首领是保·恩斯特、汉·弥勒、保·康普夫麦尔、布·维勒、卡·维耳德贝尔格、威·威纳尔等人。“青年派”忽视在非常法废除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 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蛊惑人心地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奉行机会主义， 破坏党的民主。柏林反对派的首领特别攻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青年派”的言行带有宗派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对党的统一也是巨大的危险。爱 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极为重大的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大会上发 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 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 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 和维耳德贝尔格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柏林反对派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大会一项极重要的决议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威·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纲领也有严重的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 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第154、169、173、177、179、182、188、192、198、203、215、217、233、270、455页。

[176]恩格斯所答复的是倍倍尔1891年10月9日的信，倍倍尔在信中指出战争危险日益增长，并发表了他的看法：俄国最有可能发动战争。——第170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