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芸：“公知”面临公信力危机

“公知”日益成为一个贬义词，一些人对真正原因浑然不觉，以为是这个词本身的罪过。其实，“公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本无贬义，泛指活跃于公共领域、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意见、思想、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微博的兴起，以及人人争当“公知”的现状，激起公众一定程度上的反弹。

在一个分工越来越精细、社会治理越来越专业的社会，人人都来当公知并不能消解事实上的门槛，只能显示出逆行者的无知无畏。一个正常的社会，政客、娱乐、体育明星等知名度最大，因为他们曝光率最高。学者、“公知”知名度不会很高。人人当公知，人人当心灵鸡汤大师的社会，是角色紊乱的。这说明这个社会存在两大黑洞亟须填补：一是政治的良知，二是社会的焦虑。于是消费这两大黑洞的资本纷纷出马了，炮制劣质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其实，“公知”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中国存在。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哀叹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怯懦的、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社会上没有人很重视这些人的意见”。与雅各比喟叹的状况既相似又相反，中国同样存在一批闭门造车的学院知识分子，他们可能缺乏真切的问题意识，不问社稷，但不同的是，在中国，当学院知识分子缺席公共事务时，这样一个空白被消费主义的市场投机快速填补上了。一些关于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微博舆情报告和学术分析当中罗列的所谓公知，很多是营销账号甚至弄虚作假的投机分子，他们被各种分析报告关注，仅仅因为其巨额的转发量、评论数，而这又恰恰是营销账号显著特质。

尽管微博存在买卖粉丝、虚假转发、营销账号泛滥等操纵舆论的缺陷，但不可否认，微博提供了一个“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的即时性公共舆论平台，考验着知识分子的即时交流、论辩能力以及这背后所需要的判断力和洞察力。“公知”声誉降低并非来自社会歧视，而是公知群体的脆弱性在媒介的技术革命之下被充分暴露了。

当痞子成为“公知”，人人皆可“公知”，“公知”这一群体可以说在自行溃败。所幸的是，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社会，是一个能够自净的社会，越来越多专业知识分子站出来，发挥着厘清谬见、提供专业分析的观察者作用，尽管他们的媒体知名度或许逊于往常意义上的“公知”，但他们讲真话的声音依然掷地有声。

“公知”遭遇着一场公信力危机，那么，未来还需要公知吗？当然需要。但不能不承认，公众的识别能力增强了，水涨船高，“公知”的门槛也提高了。因此，未来的“公知”不好当了，他们应当在影响公共决策、研判社会形势等方面发挥稳健而专业的作用。这样的职业不需要高音喇叭叫卖，他们不能像传销师那样神神叨叨，也不能像大排档那样沿街吆喝，他们应当像工程师一样精细而内敛，像医生的手术刀一样锐利，解剖着这个时代，同时拥有“不对任何人谄媚的坚定独立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