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重点（2）

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

长期以来，我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宏观经济政策强调保增长，其实就是保就业，而保就业就是保稳定。近年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明显下降，“民工荒”、“招工难”也反映了劳动力供求格局正在发生转变，就业压力有所减轻，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而保增长的压力明显缓解。因此，从经济增长与就业、社会稳定的关系看，短期宏观调控应放弃高增长目标，容忍经济增长的适度回落，并引导经济增速逐步回归到中长期潜在增长率水平。显然，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为7.5%是合适的。同时，从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看，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有利于抑制需求过度扩张和短缺而引起的通胀，有利于增强需求约束，促进行业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和发展方式转变，也有利于逐步与“十二五”规划确定的7%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相衔接。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从近期和以往较长时期的经验看，经济增速下降，将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并可能引发一系列风险。在现有增长模式下，我国企业具有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特征，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速度与规模。在经营方式和盈利模式未能根本转变之前，一旦短期内增速明显回落，企业效益也会相应下滑，并将波及到财政收入和金融资产质量，从而引发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伴随着经济增速短期内过快下滑，都出现过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企业效益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今年1-5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分别增长12.7%和9.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9.3和21.4个百分点。其中，5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扣除不可比因素后分别仅增长5%和4%左右。1-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6%，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78.2%。显然，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可能出现增速回落——效益滑坡——过度悲观预期——生产和投资收缩——增速下降的恶性循环。实际上，在高速增长阶段，各种矛盾和风险往往可以被高增长、高效益所掩盖；经济增速回落，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下降，各种矛盾和风险则可能集中爆发。

今年以来，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已经开始发生。一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将迎来集中还款高峰，在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下降、土地出让金收入明显减少、投融资平台再融资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局部地区可能面临一定偿付压力；二是增长放缓后，产能过剩的问题凸显，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不可避免，行业赢利能力和赢利水平大幅下降，部分行业可能出现较大面积亏损，部分企业经营将陷入困境；三是目前已经形成了地方财政高度依赖、银行较大程度依赖土地、房地产行业的格局，以及民间信贷较多介入房地产业，短期内房价如大幅下降，银行、地方政府都面临巨大资金压力，将会打破财政、金融系统的脆弱平衡；四是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和泡沫经济结合，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可能引发较大冲击和群体性事件。

长期以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适应或习惯于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短期内经济增速过快下滑，这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可能演变为趋势性、全局性问题，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为保就业、保稳定而保增长的压力明显缓解之后，考虑到短期内企业经营方式、盈利模式难以根本扭转的现实，需要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以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稳增长，主要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目标，从而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为微观主体的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速的适度回落，既是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必然结果，也为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良好宏观环境，稳增长是要把经济增速稳定在新的中速增长阶段的平台上，而不能以重回以往高增长轨道为目标。

针对今年以来经济增长持续回落的状况，应当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保持宏观需求政策的基本稳定，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根据国内外环境和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财政、货币政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通过稳定经济增长，达到稳效益、防风险的目的。近期国务院相关部委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电力、水利、城市轨道交通、高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进度有所加快，进一步下调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根据物价变化降低存、贷款利率等，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