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中国智库的研究方法（3）

必须意识到市场经济是存在许多问题的，而且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近距离观察美国经济，你会发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这个社会里，十年来就连中产阶级也面临收入的停滞不前；社会不平衡日益加剧；尽管也有例外，但穷人靠自己的力量爬到社会上层的比率比‘老欧洲’还要低”。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其新著《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的沉没》（Free fall: Ameirca, Free Market,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的一段话，值得深思。其实，在这之前的许多美国学者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诸如资本主义3.0，等等。斯蒂格利茨还说到，“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在另一路上走得太远了——创造一个物质高于道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获得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以环境和社会问题为代价的，是不可持续的；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没有团结起来解决大家的共同需求，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极端个人主义和市场基要主义令集体感荡然无存，导致一部分人疯狂剥削不受保护、容易上当的弱势群体，令社会鸿沟加剧”。分析这个问题，直接的结论应当是：追求个人主义不会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间接的结论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它们不会自然而然地跑到一起。若让它们跑到一起，还需要另外的力量和机制。在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公共领域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决策者不仅要有国际视野，更要有历史视野。1929年发生的国际经济危机在经过短暂恢复之后，不到一年又陷入了低潮，反反复复。2009年底和2010年初，有人预料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经济复苏就在眼前，不料下半年全球经济又出现动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成熟的社会和成熟的政府政策不能没有历史感。通过具有全局性的历史视野把握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根据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性特征来制定政策，这一点在当前比任何历史时期都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决策咨询进入了一个需要更多领域专家参与的新阶段。而且，中国决不能因为自己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而固步自封，中国的创新必须依赖于各国的经验与教训，必须吸收各国专家参与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大包容性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