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

2011年是中国入世后的第10年。大家都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又到了一个节骨眼上，因而需要梳理一下我们的思想，为未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做些理论准备。在过去10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崛起的10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中国是如何快速融入全球化大潮中的世界分工体系的？中国的入世又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已经高度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在未来10年乃至30年的走向如何？这些已变成了当今中国社会各界乃至世界诸多人士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当下，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才刚刚过去，全球金融风暴已经是“雨过”，但似乎仍然还没“天晴”。无就业的复苏，还像噩梦一样困扰着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是如何发生的？是否是市场经济本身所秉有的毛病复发了？在一个市场经济初成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一个强势政府的全面进入和干预，导致了中国经济仍然在世界经济大衰退中有8%以上的GDP增速，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失效和干预主义的合理？

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什么结果？这些都是今天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刚过去的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实在是考验了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也给一些长期怀疑市场并对计划体制怀旧的人士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弹冠相庆的机会。然而，对于大多数思想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市场本身会出错，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我们应当以法治化的监管和调控来促进市场的公正和有效率的运转，而非以政府监管、调控乃至强势进入来替代市场本身。中国从这场危机中所要吸取的教训，不是“市场失效”了，而是如何运用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对于过去中国所取得的快速经济增长的数据和事实，今天可能无人能再否认了。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社会大转型中积累下来和正在不断积累的问题，大概也是任何人不能回避得了的。此时，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辩，恰如其时地出现了。这本集子收录了诸多重量级学者的各种观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中国的事实和思路。从某种程度上看，很多方面犹如吴敬琏老师所喜欢引用的《双城记》中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一个方向。”法治民主政制下的良序市场经济秩序，是未来中国当走的路。中国须得选择，世界在等待着中国的选择。

这一阶段，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这是对计划体制的第一次修补，类似于“大企业”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向各级“部门”下放了自主经营权，也增加了“部门”之间的竞争，但其本质不变，仍然是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个企业，主要靠行政命令进行运作，而不是依靠价格信号来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其有效程度极端依赖事前计划的周密度和精准度——而缺失价格信号作为客观标准，对主观计划的优劣无从作出合理评判。计划本身的问题，执行能力的问题，执行者的动机问题，都可能造成各种无法度量的低效、浪费和损失。1957年，中国政府根据1956年8月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决定，制定了以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并从1958年初开始了“体制下放”运动，形成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与此同时，还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改组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由“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所形成的经济体制，成为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制度基础。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向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群众放权让利的原意不完全符合，后面两种放权让利退居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原因主要是1957—1958年国内政治事态发生变化，从而使向国有企业和职工放权让利变成“政治上不正确”了。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不少经济主管部门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曾经怀着很大兴趣研究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试验，希望中国能够有所借鉴。在中共八大上，“企业自治”曾是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在1957年，随着中共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自治社会主义”的批判逐步升级，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自然就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纲领中删除。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关于要向职工个人放权让利，以便“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思想，是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加强对国有企业职工物质刺激的思想潮流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