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共乐：罗马的崛起及其原因（3）

另外，对政治权力有明显的限制。大家都知道，罗马最高行政长官是执政官，执政官两边的侍从都拿着法西斯。法西斯是权威的象征。这个权威是十二根棍棒圈起来中间插上一把斧头，这就是法西斯。执政官走到哪儿，两边的侍从都拿着两个法西斯跟到哪儿。法西斯中间的斧头在插上的话，就意味着执政官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是执政官生杀予夺的大权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有规则的，不能乱来。当执政官一进入罗马城，法西斯上面的斧头必须拿下来，就是告诉执政官，在罗马公民面前你没有杀生予夺的大权。当执政官走出罗马城的时候，才可以插上斧头，也就说在这个时间段里因为罗马公民授权于你，让你去对某一个地区行使管理，对某一些臣民进行治理，这个时候你可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我们说共和国是从罗马来的。什么叫共和制？就是公共的事务。这个公共的事务就是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参与、共同去分享成果。共同参与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参与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为了共同的利益去共同参与是公民的义务，当然成果也得去分享。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元老院讨论决定是不是要给公民用低于市场价的模式分发粮食？当保民官提出这个议案以后，有一个执政官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这个议案是保民官拿国家的钱施舍老百姓。但是经过举手表决，最后元老会通过可以以廉价的模式给公民分发粮食。议案通过以后，执政官本人也排队去领粮食去了。于是旁边的人就问他：你不是反对嘛，干嘛在这儿跟我们一样排队领粮食呢？这个执政官马上就讲了，既然法案已经通过，我是公民成员之一，当然和大家一样也可以得到一份。这个例子说明，只要形成决议以后，成果是大家共享的。

从政权机构来讲，罗马的政府很简单，主要有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投票的时候，大家集中起来行使权力。元老院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有三百个人组成。执政官只有两个，一年一选。这个体制模式跟美国的体制模式有一致性，无非是美国的时间长一点儿、成员多少不一致而已。元老院是执政官卸任以后进入的，是多个优秀的国王组成的一个机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元老院是终身制。元老院三百个优秀的头脑集体来讨论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到底怎么走，就形成了决策的可持续性。决策可持续性，现在来讲越来越重要了。因为行政班子速度很快就可以换届，如果说权力都掌握在行政班子中就很容易出现政绩工程。罗马主要的权力掌握在元老院，而元老院又是相对稳定的，所以罗马的整个决策系统始终保持着一个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这对一个民族或国家来讲，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除了政策上的稳定性以外，元老院又可以对政策的执行者，也就是执政官起一定的监督作用。为元老院是政策的制定者，执政官是执行者。元老院一旦形成共识以后，交给执政官们去执行，该打仗的打仗，该建设的建设。所以，罗马的决策权和执行权是分离的。为防止执行官在执行过程出差错，元老院还有一个监督权。执行官执行完成以后，必须述职。按照罗马的规定，行政官在掌握权力的时候，人们不能对他提出起诉，但是如果在行政官掌握权力时做错了事儿，卸任以后人们马上就可以起诉他。这个监督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罗马的整个政治体系里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而且决策者和执行者没有几个人，执政官两人、行政长官两人，管建筑的有几个，管财务的有几个，再加上罗马的元老院，总共也就四五百个人，就管理的罗马帝国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持续发展。到底是怎么管理的？非常值得思考。所以西方人提出，罗马的行政管理的效率、罗马行政管理的方式、罗马行政管理产生的作用都是西方政治中非常重要的财富，这是有道理的。

第四，有开放而又选择的文化思维。罗马的思维模式非常明显，就是向外拓展。帝国主义这个概念的起源是在罗马，也就是说它要扩张领土，征服别人，掠夺别人的成果变成自己的来发展自己。西方后来出现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搞殖民运动都是这方面的东西。大家如果留意的话，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选择的道路就是西方的道路。西方崛起最快、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搞帝国主义。掠夺、扩张、贩卖人口，把人家的资源变成自己的，包括西班牙、英国，美国，都是如此。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脱亚入欧，向欧洲人学习的就是帝国主义。可以说，罗马人是帝国主义模式的老祖宗，这是西方的根。

罗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特点就是开放。罗马这个民族很开放，因为它的文化很差，拉丁字母是从别的文化中移植过来的，不是罗马人自己创造的。ABCD中，A就是从埃及象形文字来的，就是一个牛头。B就是一个门，是从埃及象形文字然后慢慢发展过来。经过改造，罗马慢慢地形成自己的文字。罗马有优秀的东西，就是大胆的吸纳。最初的时候，拉丁文根本不能够表述清楚人们思维中产生的概念，只好用希腊文，所以罗马早期的历史作品都是用希腊文写的。罗马是一个征服者，但是对于接纳被征服者的文化，它不认为这样自己就掉价了。诗人贺拉斯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征服者反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就是指文化系统方面。但是罗马开放性接纳别的民族文化到自己国土的时候，是有选择的。维吉尔的作品《伊尼阿斯》讲的就是特洛伊城被打下以后，有一些特洛伊人，其中有一个就是伊尼阿斯，他背着老父亲和自己家族的神逃出来以后，飘洋过海，历经艰辛，跑到迦太基，迦太基当时执政的女王看中了伊尼阿斯，认为他很有本事，希望他留下来。伊尼阿斯最初感觉在这个地方生活非常安逸，但是后来他就坚定信念，认为自己的使命没有完成，于是拒绝了迦太基女王让他在这儿成家的要求，跑到中部意大利，后来跟拉丁努斯结婚，变成罗马人传下来。维吉尔亚写这部作品，主要是要证明奥古斯都这一支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从历史上来证明奥古斯都成为元首的合法性，就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尽管希腊人把特洛伊城打下了，暂时取得了胜利，但是最后还是被罗马人征服了。所以哪怕是它自己写的文本中都带有明显的民族性，民族的一种自信。我认为，罗马这个民族是开放性、选择性和民族性结合来发展自己的文化，从而形成自己的强势文化，并在地中海地区相当长的时间里产生巨大的作用。

一旦形成了强大的实体以后，罗马产生的作用除了纵向对西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以外，还对当时横向层面其他国家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举一个例子，中国史书上记录，公元前100年到101年的时候，就有一支罗马人到过中国。中国文献有纪录，写得是“蒙奇兜勒”，希腊也有记载。“蒙奇兜勒”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马其顿。在罗马时间段，甚至还有一个地理学家托罗密把新疆这一带的地图都画得很清楚了。罗马人在横向层面上形成了一个大的势力，已经不断地向东方产生影响，中国班超的手下甘英在公元97年的时候也想到罗马去。当然他最终没有到罗马，原因是他到海边的时候就听安息人讲，如果走海路，顺风的话要几个月，碰到逆风就得两三年，这样你的船上就要放很多粮食和淡水。虽然甘英就没有到罗马，但足以证明罗马有强大的影响力，而这个影响力对于汉代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吸引力。罗马人到达中国了，而中国人没有到达罗马。两者之间相互的交往尽管很少，但是物品的交往却很多。为什么呢？我认为，我们讲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在这个时间段就出现了。我曾经研究过一个项目——《早期丝绸之路研究》，但是搞了十年以后突然发现，“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根本没有人证明过，它存在吗？有没有？1877年德国的李希霍芬提出了“丝绸之路”，大家就跟着走。到底有没有“丝绸之路”？经过十年的研究，我几乎把西方所有的古典中留下的丝织品的材料都搞出来，发现因为经济发展很好，罗马帝国中确实承载着一个巨大的销售丝织品的市场。如果没有这个市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通过把资料全部查出来以后，确实发现当时存在着一个丝绸世界，这个丝绸世界从产丝的中国开始，到运丝的中亚、印度洋和波斯，一直到销售丝绸的罗马。这么一个跨越文明区、跨越当时各个国家的丝绸的世界是存在的。这个丝绸世界存在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罗马除了经济上发达以外，在文化层面上它希望能够把世界上对它有用的东西都大量吸纳。丝绸在罗马的诗歌、散文，甚至宗教行为中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罗马民族的文化都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罗马人到达中国是可以理解的，他有一种动力。我们对于罗马人可能原来想象他的创造力、开拓力很小，但实际上从历史的层面上讲，罗马人是具有巨大创造力的民族。罗马人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已经能够跨越印度洋。跨越印度洋需要有胆量，需要有许多技术进行支撑，而且他已经非常成功地把握了印度洋整个风向的季节性。大家如果留意的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都是沿着海岸走的，如果要跨越印度洋，等于是把自己扔到海洋当中寻找生路，这个技术那时候中国还是没有的，而罗马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做到了。

罗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开放的模式，就是不断往外拓展。当然丝织品也好，其他的物品也好，利润也是巨大的。根据记录下来的记载，一般来讲是产地的10倍，甚至100倍。这种模式对财富创造的巨大吸引力，跟罗马的思想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罗马的文化。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以自己的利益为利益的话，很简单，但是如果一个民族都去思考不断地去开拓，去创造，那它的价值有多大，它产生的作用有多大。这一点罗马人在西方显示的特别明显。而这个思维模式也就从根本上能够说明罗马之所以能够做成这么大的一个帝国，而且长时段保持持续发展态势的合理性。

罗马的崛起一直是世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永远不可能找到标准答案的问题。我今天讲的只是凭我的思考提出一个问题，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它的标准答案，但很可能永远找不到，这就是历史学的魅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