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郭伯伟与黄奇帆怎样比较才对？

本来打算在这里把重庆与成都相提并论，因为这二者皆昔日的四川，自古人杰地灵，而奇怪地，在举世经济不景的今天，这个「古」四川可能是地球上的唯一亮点。今年上半年重庆的增长年率为百分之十四，成都为百分之十三点三。从人口数量看这个古四川比得上一个不小的国家，这亮点是一枝独秀了。

我喜欢成都，更喜欢那里认识的几位朋友。然而，我没有到成都有好些日子了，最近只是到过重庆，要把二者相提并论，我总要到成都再走一趟吧。抽不出时间，这并论只好搁置了。

我想到把重庆的市长黄奇帆与昔日香港的财政司郭伯伟（Sir John Cowperthwaite， 1915-2006）来一比高下，是源于前文写《黄奇帆的发展思维与中国的财富累积》时想到一件有趣而且重要的事。黄市长重视经济数据，记得的数字多得不容易相信，不断地把不同项目的数字的比例来衡量、思考。郭伯伟呢？他反对看数据，认为经济情况是好是坏可从感受上知道。是的，郭老当年认为香港政府应该撤销统计部门！

曾经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其经济表现当年使举世瞩目，曾经一连出现过三位顶级的财政司——郭伯伟（1961-1971）、夏鼎基（1971-1981）、彭励治（1981-1986）——合共二十五年，其中最大的功臣无疑是郭伯伟。是我之幸，三位都认识，其中相聚时间最多的是彭励治。

我认识的朋友中跟郭伯伟最相熟的是杨怀康——后者简直「崇拜」前者，有师傅与徒弟的味道了。其实阿康也曾经以我为师，但老人家从中国的改革发展中知道局限条件不同，政府管治的需要有别，不仅愈来愈不反对政府策划，到后来白纸黑字地赞赏中国共产党！这些无疑是违反了郭伯伟的宗教，但阿康可能不知道，他也拜服的自由大师弗里德曼没有反对过我的经济观，而以私产与市场挂帅的科斯，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可圈可点。大家都知道任何政党都有问题，我们只能在相对上作衡量。只看效果，只管解释，什么意识形态或应该怎样称呼我们管不着。

我跟郭伯伟谈过他反对政府作经济数字统计之见，但记不起他的确实理由。问阿康，他传来郭老一九七○年在香港立法会宣读的一段话，是关于国民收入数字的：

「We are in the happy position， happier at least for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where the leverage exercised by Government on the economy is so small that it is not necessary， not even of any particular value， to have these figures availabl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We might indeed be right to be apprehensive lest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figures might lead， by a reversal of cause and effect， to policies designed to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the economy. I would myself deplore this.」

同学们注意，这样的英文叫做有文采。我不敢翻译阿康的师傅的英文，叫阿康翻之，如下：

「起码在财政司而言，我们的处境较为幸运，因为政府极少参与经济活动，故此无须借助这些数字制定政策，这些数字对我们可以说毫无价值可言。我们应更格外警惕的是，一旦有了这些数字在手，我们便不难倒果为因、萌发干预之念，蓄意制定出一些直接左右经济运作的措施。」

当然译得不错，可惜翻不出师傅的文采。他也漏译了最后一句：「我自己会为此感到悲哀。」

任何跟郭老研讨过经济问题的人，都知道此君的经济智商属人类顶级。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生时曾多次举香港为自由经济的最佳典范，而他们一致归功于郭伯伟。美国史坦福胡佛学院的Alvin Rabushka出版的一本关于香港的书，把郭伯伟从头赞到尾。我知道，因为我是该书的书背写颂辞的其中一个。

智商归智商，郭老的个性也重要。他坚守自己信奉的原则，寸步不移，既不卖帐，也不讨好。这样的行为能在香港掌管经济十年，不能不说是奇迹了。读者要知道，昔日香港的财政司是手握大权的独裁者——这点昔日阿康不同意，但今天他逾知命之年，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对世事的看法应该朝老人家这边走。我知道昔日香港的财政司是个独裁者，因为一九八三年底财政司彭励治考虑引进钞票局（Currency Board，今称联系汇率）这个货币制度时，几番跟我研讨。我问他：「这么重要的政策转变，港督上头怎样看？」他回答：「没有问他意见，我决定了怎样做会通知他。」彭老之后，跟着而来的翟克诚再没有这样的权力，而彭老本人辞职不干主要是因为不喜欢应酬利益团体。如果郭伯伟当年要应付的是今天香港的政治体制，他不容易有什么作为，而名垂千古的机会更是免问了。

也是当年，不仅港督老板上头无权左右下头财政司怎样做，一个财政司退下之后，不能过问跟着的财政司做什么。我知得清楚：彭励治考虑联系汇率制度时，赞成这制度的郭老退了休，但还健在，而反对这制度的夏鼎基不仅健在，而且升了级，是彭老的上司了。郭老与夏老这两位前财政司认为不便向彭老提供意见，要通过我这个中间人。

香港采用一位英国爵士发明的钞票局（联系汇率）制度有悠久的历史了，一九七三之前与英镑挂钩。郭伯伟喜欢这个制度，因为认为够简单，基本上政府什么也不用管。他曾对我说，他在任主理这制度时，只用三几个人手，而自己每星期花不到两个小时跟进。香港的钞票局一九七三年在夏鼎基主理经济时取缔，换来浮动汇率。一九八三年底香港再采用钞票局，与美元挂钩，由彭励治主理。彭老也倾向于无为而治，把这制度管得简单。大约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在资料上看到港元的货币量止跌回升，知道彭老是成功了，写信去恭贺他。他很高兴。想不到，后来由任志刚主理钞票局，竟然发展成为今天金管局那么庞大的机构，职员七百多人，每年支出十多亿！这不是权力使然，而是权力「欲」使然也！今天的香港是否还有钞票局这个货币制度很难说，但郭老无疑会说：「我为此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