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锻造我们时代的精神气质系列评论

论述三：凝聚力量，永葆团结奋发的士气

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13亿人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凝聚力量首要任务是如中央领导一再强调的“在交流互动中形成共识”，在社会各阶层间建立最大限度的理想认同、思想认同和价值观认同，于不同的意见中达成最大公约数，为治国理政创造牢固的思想根基，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最近，一位著名作家的话，引发了很多人共鸣：现在有3个中国，一个是数字中国，高速、高铁、高楼、GDP、国家实力、外汇储备、富豪榜；一个是网络中国，人们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表达郁闷、愤怒、不快乐；另一个是身边的中国，每个人每天过的日子，相比从前，确实是好多了。

三个维度的中国，每一个都有其现实映射，它们从不同视角展示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也有与之相伴随的问题：经济发展失衡、社会矛盾显现、体制尚待完善。三个中国的“纠结”，恰是转型中国利益格局复杂、思想观念多元的真实写照。

怎样面对这样的纠结？已在现代化征程中跋涉百年的中国，有过巨大成功也走过不少弯路。回溯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历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向上的因素，一直是我们化解矛盾与风险、保持发展与稳定的制胜法宝。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13亿人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团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胡锦涛同志强调“凝聚力量”的时代背景。

凝聚力量的前提，是增进共识。当前，伴随利益主体的多元，思想观念的多样，建立共识的确不那么容易，这种不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走向进步的一种表现。问题不在于多元与多样，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主体有不同的主张和想法，是再正常不过的。关键是对社会生活中各种“不一样”、“不一致”甚至“不满意”，有足够的社会包容度，求大同存小异。这是最大限度“凝聚力量”的重要基础。当不同声音被倾听、不同想法被表达、不同诉求被尊重了，信任才能生成，也才会有寻求共识、凝聚力量的愿望和基础。经验表明，多向度的“思想角力、利益博弈”带来了“共识挑战”，但也可以多兼听兼看，避免片面性，增加处理问题的全面性，这样才能形成百舸争流奔腾不息的活力。这应当是“如何才能凝聚力量”的一个认识基准。

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百味食材能否熔于一炉，全凭五味调和之艺；同样，一个国家能否拧成一股绳，全看能否最大限度化解分歧，整合多元社会力量。当此之时，凝聚力量首要任务是如中央领导一再强调的“在交流互动中形成共识”，在社会各阶层间建立最大限度的理想认同、思想认同和价值观认同，换言之，要在事关宏旨的议题上，于不同的意见中达成最大公约数，为治国理政创造牢固的思想根基；同时通过一系列手段，妥善处理不同群体、区域间的利益诉求，让发展成果为更多人分享，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对于执政党自身而言，更需不断提升组织和执政能力建设，以自身肌体的先进性纯洁性，提振公信力权威性，为整合不同群体、凝聚力量提供强大的政治资源。

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培育了一个活跃的大社会，即使今天的中国因此需要在“增进共识”上多费些力气，也十分值得。面对纷繁复杂的转型中国，我们当以百倍的努力和智慧，凝聚起整个民族的能量和信心，在现代化建设中永葆团结奋发的士气。

论述二：改革开放，永葆探索创新的朝气

今天的中国，改革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所遇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压力，丝毫不亚于当年。只有更加自觉地思创新、促改革，做闯关夺隘的开路先锋，只有始终保持探索创新的蓬勃朝气，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子冲劲、闯劲、拼劲、韧劲，我们才可能跨过攻坚期的艰难险阻，将先辈们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到今天，改革开放已走过1/3个世纪。这么多年过去，当我们倒拨时钟，回到这部壮阔史诗的卷首，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依然撼人心魄，改革先行者勇往直前的足音仍旧清晰可闻。

从辽宁到广东，切掉胆囊的任仲夷“浑身是胆”，一心要杀出一条血路。“不要人夸颜色好”的项南勇闯雷区，支持包产到户，为企业家松绑撑腰。“大不了回秦城监狱去”，蛇口工业区奠基人袁庚无惧非议，誓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费改革”、“拎着乌纱帽往前冲”，改革先锋们以燃烧的激情，开辟出一段闪光的岁月。他们身上展现的改革创新精神，熔铸成时代精神的核心。

今天的中国，改革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压力，丝毫不亚于当年。正因如此，党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信心百倍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改革越往前走，人们对它的期待越高，遇到的困难也越多，需要支付的成本也越高，“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过去普调一级工资、粮价上涨几分钱，老百姓就欢天喜地；现在搞医保社保，成百上千亿地投入，却仍有人抱怨是“太平洋里磕鸡蛋——这哪算做蛋汤”。过去建一个工厂带动就业、增加税收，大家无条件欢迎；现在则要面对种种质疑：会不会挤占耕地，会不会破坏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搞改革，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没有不计毁誉的心理素质，没有坚不可摧的创新意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

更为复杂的挑战在于，随着改革走向深入，那种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越来越小。社会多元带来的利益分化，时常令改革者面对“不是这部分人不如意，就是那部分人有意见”的两难。当分歧的根本不在于“是非”而在于“取舍”，当矛盾的化解很难再靠觉悟、靠动员，改革就从“理当如此”的抉择，变为一种你来我往的博弈。面对转型期社会这些前所未有的阶段性特征，我们既要有大刀阔斧的果敢决断，又要有如烹小鲜的灵活细致、周密安排。

继续深化改革，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前辈们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天，我们的财力增强了，实力提高了，对规律的认识加深了，方方面面的条件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面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能不能继续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有没有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是否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决定着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

“我国过去３０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中国走到今天，无论围绕改革的具体路径还有多少争议，坚持改革、深化开放，这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

改革有困难，不改革会更困难。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关键环节、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更加自觉地思创新、促改革，做闯关夺隘的开路先锋，只有始终保持探索创新的蓬勃朝气，始终保持那么一股子冲劲、闯劲、拼劲、韧劲，我们才可能跨过攻坚期的艰难险阻，将先辈们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创造新的辉煌。

论述一：解放思想，永葆与时俱进的锐气

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说过，只有人类思维模式的基本构成发生巨大变化，人类命运才有可能取得巨大改善。

一部改革开放历史，就是这样一部思想解放带动改革突破的历史：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突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姓资姓社”的争论中，突破“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思想禁锢，建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思想上能否破冰，在很大程度决定着行动上能否突围。

这是为什么，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就谆谆告诫：“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也正如胡锦涛同志近期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仍然如此强调：“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10年来，正是循着“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改革突破”的路径，科学发展在问题和挑战中奋勇前行、不断完善。没有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中解放思想，深入认识“发展方式”的科学内涵，就没有调整产业结构的不懈努力；没有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中解放思想，深入认识“民生需求”的日益峻切，就没有建立世界最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坚定决心；没有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中解放思想，深入认识“收入差距”的社会影响，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创新；没有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中解放思想，深入认识“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就没有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改革探索。

方今之时，重提解放思想，已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面对体制坚冰、思想禁区、一元表述，一提解放思想就能迅疾凝聚起冲破束缚的锐气；而今，现实的语境已是多元观念交流交融交锋，有人感叹：不是思想不够解放，而是思想过于解放行动跟不上。另一方面，思想领域的论争，也不再是纯粹的观念辩论，更指向深层利益诉求、社会矛盾和发展实际。在改革深水区坚持解放思想，需要执政者具备超越纷繁芜杂思想观念的战略判断力，需要处理好多元观念与凝聚共识、改革实践与理论创新、利益分化与社会整合、经济增长与科学发展等重要关系，脱离发展实际讲解放思想，容易将解放思想“口号化”、“标签化”。

政治学研究表明，政党所处的社会结构和政策环境在不断变化，政党的意识形态、组织形式应该与之相适应，而适应性嬗变的前提是保持思想的弹性、开放与活力。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应该力避主观偏见窒息改革尝试、警惕习惯势力束缚创新努力、防止思维定势贻误发展机遇，以“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的科学态度，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为改革创新扫除教条束缚、拓展思想空间。

一位外国观察家曾这样形容：人类的21世纪是从1978年开始的。这是因为，始于这一年的思想解放，开启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走向变革的伟大航程。如果说“一切始于解放思想”，那么在未来，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永葆与时俱进的锐气，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趟过深水区、走向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