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2）

显然，第三个问题更难回答，那就是，我们基于中国文化之上，有能力创造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文化但又可以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的文化？产生一种不同的文化比较容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一些文化比较强势，而另一些文化比较弱势。强势文化具有话语权，为比较多的人所接受，而弱势文化稍有话语权，甚至没有话语权，不为人所接受。也就是说，要创造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圈但同时又可以被其他文化圈的人所接受的文化。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历史上，宗教文化，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是这样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这样一种文化，至少在东亚文化圈里是这样。

造就这样一种文化很难，但不是不可能。这里举“东亚模式”的例子来说。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名为TheEastAsianMiracle（中文为《东亚奇迹》）的书，肯定了亚洲的发展模式，并指出东亚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这个研究项目的出台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承认有东亚模式，因为他们认为东亚模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东亚是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因素促成了东亚模式。当然，东亚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认为自己的发展和西方的不同。这些经济体成功了，当然可以开始说话，开始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尽管西方主流学者反对，这个研究项目最后还是在日本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推出。今天尽管也仍然有人不认同东亚模式，但东亚模式已经为西方主流所接受。当然，东亚模式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模仿和接受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在知识界，人们围绕着东亚发展模式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套体系由各种亚洲要素组成，包括儒家文化、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角色、社会因素例如高储蓄率、强调教育、家庭的作用，等等。

和东亚的经济话语相比，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话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这方面，即使是亚洲的主流话语都是从西方进口而来。亚洲国家和地区没有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很多政治体系即使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和西方的非常不同，但也都伪装成西方政治体系。日本是很典型的，韩国也差不多。实际上，即使是民主政体，亚洲国家的组织方式和西方很不相同，除了形式上的定期选举之外。比如，日本被视为是西方式民主，但自民党一党独大模式和西方民主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这种不同。可以说，亚洲的政党、政府、社会等方面的组织有它们自身的规律，在形式上套上了西方政治形式并没有改变其文化性质。

那么，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不能说中国没有文化。中国有数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理性主义。我们常常强调“四大发明”，这些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而达至西方。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上，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那么大的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建立帝国依靠的是武力，但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西方也经历过帝国时代，但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的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没有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隐含在中国的文官体系里面的几个原则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是皇权和治权的分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权力，即治权或者相权（宰相）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和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而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前提条件。

三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变的，但如何保证一个国家的政策的连续性呢？如何保证治权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中断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关键。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规则的制约，但文官制度的运作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点任何西方一本教科书都会有论述。

四是文官轮流掌管不同部门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掌权，皇帝会对他们进行调动，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干部交流制度”。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其一是防止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形成，其二是为了让官员积累治理不同地区的经验，便于他们升迁，治理整个国家的事务。这一点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权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说在亚洲了。

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传统中国也是等级制度，有“士、农、工、商”等，但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的等级制度，例如基于宗教、种族、民族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教育权力为社会的绝少数人所垄断。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大众教育”影响很大。尽管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往往垄断知识，导致中国本身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制度，但“有教无类”的思想则在西方演变成为“大众教育”制度。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逐渐民主化，而大众教育则构成了大众民主有效运作的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这里我们可以从讨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运动开始。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感觉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他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业“走出去”往往被视为是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所以，这些年中国正在努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孔子学院、各种名目繁多的“媒体走出去”项目。那么，这些“走出去”项目的国际命运怎样呢？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营销，你要推销产品，首先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孔子学院在做什么呢？在推销中国语言。各种媒体“走出去”项目在做什么呢？对西方来说，中国是在做“出口转内销”的努力，就是说中国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概念，经过中国包装之后再出口西方。

一句话，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品，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国很难再依赖传统来推销自己了。不求进步，光想着从传统中找些什么，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传统传承的一方面，但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中国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当然，这种巨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来的历史。这就需要我们生产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追求新的话语。没有这些，一种新的文化无从谈起。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吗？这种新文化(300336,股吧)能否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呢？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为处于其他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让“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这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在唐朝，政府没有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其影响力甚至远至中亚。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我说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观念强行推销到其他国家，强迫其他国家接受，那么便不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么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么依附于西方文化。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我们现在大多数产品是复制品，具有浓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么简单照抄照搬，要么就是变相利用，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明显的。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很难像一些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更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国那样假装自己是西方国家。中国强力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但什么是中国自己的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很多年里，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创新”。但是效果怎样呢？这些呼吁往往沦落为简单的政策口号和政策运动。现在国家有钱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块蛋糕。能否把得来的钱用在文化创新上呢？没有人知道。但以往的经验告诉人们，一旦得到了钱，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钱能够用到“文化创新”的领域，也不见得能够保证文化创新。

实际上，从历史上看，钱不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条件。欧洲丰富的文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钱是结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创造都是在贫穷的状态下进行的。实际上，一旦个人或者文化的创造者沦落为钱的奴隶的时候，就很少与文化创造相关了。要进行文化创造或者创新，就要寻找另外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