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3）

2.文化创新的三个“解放”

那么，中国的文化创造和创新如何可能呢？这里我要强调讲三个“解放”，即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下面来分别讨论一下。

首先是解放思想，就是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中国自清末在军事和政治上被西方类型的国家打败之后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中国落后的终极原因归之于文化。五四运动的核心主题可以说是“去中国化”。当然，发展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不是想去就能去掉的。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政权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复归传统文化。毛泽东尽管是反传统文化的先锋，但他也是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实际功能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国之后，很多运动表面上看是反传统的，但实际上是要复归传统，例如“学习雷锋运动”提倡的是一种政治上的绝对忠诚。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的一些东西例如“个人崇拜”等更是传统的表现。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所有这些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已经退居到这些人的“潜意识”之中。反传统是中国革命的主线。自五四运动之后，学习西方变成了向西方追求真理。因为西方成为了真理，那么包括中国本身在内的非西方就变成了不是真理了。向西方学习成为政治上的正确立场和表现，否则就是不正确。当然，这里的西方既包括自由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

学习西方并没有错，但把西方视为是真理则大错特错了。中国并不拒绝其他文明和价值，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成为主体。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因为没有中国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问题在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西方话语解释不了中国的一切。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话语不能说明自己。（这一点，我在其他场合多次强调过。就是说，如果西方是苹果，中国是橘子的话，那么苹果的话语是解释不了橘子的。同样，橘子可以学习苹果，因为大家都是水果，但是必须明白，橘子学习苹果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苹果，而是要把自己变成更好的橘子）。但是，很少有人去创造，去发明。不用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那么多的经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话语呢？不能产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呢？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选择用西方话语来解释自己。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论，当然更不用说是文化软力量了。因此，我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花大力气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思维和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西方继续要学，但中国的主体地位也必须得到确立。

第二个解放是要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中国传统数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种依附性文化，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王权文化本身只是王权体制的结果，也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正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文化是以宗教为核心一样。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依附性质有效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和扩张。

传统上，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政治知识分子和非政治知识分子，分别由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也就是说，儒家是关心社会政治的，而道家则根本不关心现实社会的，道家往往对现实世界失去信心，因此往往崇尚自然，扎根到深山老林。道家讲清静，本来应当有很多时间来思考问题的。但因为不关心现实社会和政治，道家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贡献很有限。道家提倡人与自然的合一，不知道主客体之分，犹如庄子和蝴蝶的关系，不知道谁是主体，谁是客体。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哲学在一个层面来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很难演变成为一套科学思维和研究的体系。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自然科学，和道家的态度是有关联的。

中国社会政治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儒家。不过，儒家依附王权，为权力服务，往往变成权力的奴隶。这里有自觉的“奴隶”和被“奴隶”两种含义。有人说，“儒”这个字由“人”和“需”组成。从儒家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需要”问题，而这种“需要”是通过服务于王权而获得。从王权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解决服务于自己的“人”的问题，也是一种“需要”。历史上，王权需要获得两种绝对的忠诚，一是知识的忠诚，即儒家，二是太监的忠诚。这两种忠诚保证王权的绝对性，儒家管理的是国家事务，太监管理的是王权内部事务。对儒家的忠诚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讲真话的忠诚，一种是讲假话的忠诚，即愚忠。尽管历史上不乏讲真话的忠诚，但大多都是“愚忠”，自私的“愚忠”，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说假话。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上的王权的统治术远比其他文明发达，这是儒家的功劳。西方人强调法治，中国人强调人治。有了法治和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平常人也可以统治一个社会。但在中国，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没有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必须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来做皇帝，否则天下就很难治理。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发现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国家制度建设学说来，和儒家仅仅服务于王权是有很大关系的。

儒家没有能够发展出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的知识体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儒家垄断了知识。传统中国被视为是儒家社会，但是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成为儒家呢？比例非常之少。理论人人可以成为“儒”，也就是说“儒”这个阶层是开放的，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尤其是通过考试制度而成为“儒”，但开放性并没有导致“儒”和整个社会的关联。儒家垄断了知识，并没有努力把知识传播到整个社会，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儒家没有社会化的过程。服务于王权，这一本质决定了儒家对社会现实不那么感兴趣，自然也就没有关于这个社会的知识。上面说过，儒家的“有教无类”思想为西方所用，对西方的大众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一思想在中国本土并没有发挥如此的作用。

与传统相比，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大变样了。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权力依附性有没有变化呢？我的判断是，不仅没有变化，反而强化了。就对权力的关系来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三类，一类为权力服务的，一类是反权力的，这两类是主体，第三类的是那些对政治和权力不关心人，类似于传统的道家。为权力服务的知识分子似乎不用加以详细讨论，大家都有认识，就是那些御用文人，光会说好话，为现政权辩护的人。第二类知识分子是反权力、反现存体制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也是在追求权力，就是想用他们的知识去影响实际政治甚至得到实际政治权力。他们因此往往自觉地站在权力的对立面，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就是说，他们是要通过反权力而得到权力。

无论是为权力服务还是反权力都很难产生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知识分子的权力哪里来？在中国，人们往往把那些经常讨论实施政治、关心现实的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已经变形了。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才会拥有权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释好了，知道了社会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问题和改进社会，那么即使你没有任何权力职位，你也会得到权力。一些政治人物可能会采用你的判断、诊断等来改革社会。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有两件任务，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认识世界又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没有认识世界之前，你是不会有改造世界的权力和力量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显然不是这样，总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导致权力和知识之间的恶性互动。知识想挑战权力，权力想遏制知识。知识和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边界，两者都想互相渗透，结果两边都不专业。权力不专业，没有信心，总想控制一切。知识界不专业，解释世界的事情不做，但要干预政治。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恶性互动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的创造还是没有希望。

第三个解放是要从利益中解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利益对文化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权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一直强调，我们这个文明已经经历政治上的考验，但还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考验。从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右运动”，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还是保持了其对自己坚持的知识的认同，体现出了抵抗权力和反抗权力的勇气。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革命已经彻底冲垮了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应有的信念，向物质利益投降了。为“五斗米折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常态。我记得温家宝总理曾经感叹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其实，这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现在所拥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识分子，就是为各种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可图，穷人当然不会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概念来表述的话就是，中国不存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应当有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能够超越具体的利益，而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说话。我们甚至可以说，执政党也没有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谁都想从执政党那里分得一块利益，但就是没有人为这个组织的长远利益考虑。从知识供应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正义和道德衰落，等等，知识分子是要负起责任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为政策改革者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识。

知识分子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视追求私利为己任。这一特点更使得政治权力轻易吸纳和消化知识分子。这一点，我们可以举现在的科研制度的设计作为例子来说明。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国家对大学、研究机构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回答这些年大家谈论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级学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培养大师的制度设计。中国的制度设计是用来控制知识发展的，而不是用来推动知识发展的。在中国的科研评审制度下，教授学者们活得很辛苦，整天要为发表论文发愁。中国的制度迫使人写很多的文章，但却阻碍人们尽心作研究。哪有教授每年都能发表优秀论文呢？即使在西方优秀的大学，如果一位教授一生中能够发表几篇高质量的文章，就很不错了。举我们政治学领域的例子。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是大家熟悉的。但是他写过多少篇名著呢？没有多少。中国的评审制度要求我们的教授每年都能写出大文章来，这有可能吗？不少人东拼西凑，只为充数，结果是，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作研究和写文章完全是两码事情。好文章是建立在长期的研究基础上的，把时间都用在写文章了，哪有时间来做研究呀！

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资制度的设计也扼杀着知识的创造和创新。在中国，教授、教师和研究者们的基本工资都非常低，没有额外的收入甚至连养家糊口都会发生困难。这要求他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申请研究经费，用各种变相的途径把研究经费转化成为自己的收入。这里就产生了很多负面结果。第一，贫富分化，中国的教授中，穷的人和社会上的穷人没有什么差别，而富裕者犹如社会上的富豪。第二，不鼓励科研和教育。对很多人来说，科研和教育只是副业，因为他们要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搞钱上。第三，变成钱的奴隶。教育和科研部门所掌握的钱越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就越重。现在方方面面设计了非常多的科研项目，要各个方面的人来申请。在西方，教授、教师和研究者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基本工资，工资可以给他们带来的体面的生活，这样他们就会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科研和教育。中国现在的情形如何？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其余的来自其他资源。在基本工资不能维持一个体面生活的情况下，谁有时间来做严肃的研究呢？如果也像西方那样，把工资制度调整一下，让90%的收入来源于基本工资，那么结果就会很不一样。可是为什么不进行改革呢？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博士后都被利益化了。这个非常漫长的教育链条，被各种利益所分割。那么多的寄生于教育的机构，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设计了无数的项目，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压力，施加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之上。教育的目标是传授知识与生产知识。但现在中国教育的各个环节除了钱，毫无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教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中国产生了像样的学者吗？更不用说是大师了。现在连两院院士都成为各种组织争取利益的工具。中国的教育者应当看看西南联大时期的情况，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培养出如此多的大师。可以说，钱越多，教育就越腐败。中国教育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去了。结果牺牲的是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因为接受教育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根本就谈不上生产和创新知识和文化体系了。

另一方面，尤其对文化创新来说，中国又圈养了一大批不会创作的作家、艺术家、歌唱家，等等。为什么这些事业单位不可以企业化呢？中国的市场那么大，这些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过好的生活；同时，市场机制的压力也可以刺激他们的创作精神。这个改革为什么不能进行呢？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部门更是对这种制度进行“寻租”来追求物质利益。这些年来，教育部设计了多少评审、评估等名目繁多的项目呢？很多项目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实际的目标就是明目张胆地向社会要钱、向学校要钱。

现在大家都在讲文化创新和知识创新。但如果所有这些制度不能得到改革，那么文化知识创新只会是幻想罢了。正如本文开头所讲到的，尽管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文化创新和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有关方面也开始有具体的政策来追求这些目标，但没有基于自身的文化创造和创新，拿什么“走出去”呢？能够向世界销售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