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能让直接民主复兴吗？

不靠政府集权，也不靠自由市场，依托现代信息技术而产生的“对等参与”模式，能否令直接民主制复兴，为21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新的解决之道？

19世纪中期，当法国政府着手修建覆盖全国的铁路网时，人们对具体建造方案没有多少异议：以巴黎为中心，朝四面八方辐射。总工程师维克多·罗格朗信心满满地宣称：“如果由中央政府规划和负责主干线，那该有多棒……快速便捷的交通，能够促进整个国家的融合。”

此后的现实却表明，在紧急情况下，号称“罗格朗之星”的铁路布局成了灾难。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在相同时间内，俾斯麦运到前线的军队几乎是法国的两倍——普鲁士的铁路线是分散而无序的，相比之下，每位法国士兵都得经巴黎中转才能到达战场。套用21世纪的互联网术语，普鲁士的铁路有“冗余”，平时显得浪费，却帮助国家打赢了战争。

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路

互联网堪称当代最卓越的分散式网络，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硅谷的空气带有独特的自由主义芳香。很多网络企业家把自己看作不受管制的平原上的拓荒者，个别人甚至梦想建立一个漂浮于大海中央的全自治“伊甸园”，从而完全摆脱政府的影响。

而在史蒂文·约翰逊看来，这种以自由化程度衡量进步与否的逻辑，跟罗格朗的铁路计划一样，都误入了歧途。约翰逊在新书《完美未来》中提出，真正的进步缘于互联网的“对等参与”特性，即它是开放的，而并非因为它是私人的、在利润刺激下成长。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既不是基于左翼大政府的概念，也不是基于右翼大市场的概念：“我相信社会进步，相信推动进步事业最强大的工具是对等网络。我是对等进步论者。”

这样的声明，加上给人印象强烈的书名，很容易引发一种错觉：作者是个天真的乌托邦主义者，相信网络可以解决所有弊病，这难道是一种新的政治宗教吗？我们知道，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过后，媒体人总是翻来覆去地就同一个问题争吵：在推翻独裁者的过程中，“推特”等社交网络起到了什么作用？乌托邦主义者说，它们起到了重大作用；保守主义者则主张，二者毫不相干。但是，如果答案是“介于两者之间”，那又怎么办呢？

其实，约翰逊对这类辩论不感兴趣。他明确指出，对等进步论的关键在于，它并不把互联网当作包治百病的灵药，而仅仅当作一种“模式”。“人们只需要思考，支配互联网设计的核心法则，是否适用于社区、艺术家、企业、父母、学校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既可以在市场内得出，也可以在市场外得出。此外，私营企业照样会犯罗格朗式的错误；即使是“脸谱”，在企业内部，也喜欢“自上而下，由一位有魅力的领导者集中控制。”

让集思广益真正成为现实

那么，一个“对等进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考虑下市政建设中常见的问题吧：道路凹坑、噪音污染、路灯损坏、土地荒置……的确，早已有很多民间社团介入公共事务管理，但我们不妨进一步设想：如果居民有权通过“Kickstarter”（美国某慈善事业网站）上的集资平台，使用他们的部分税款直接解决问题，一切难道不会变得更简单吗？

这个想法的精髓在于，社区的所有成员——居民、物业、园丁都可以提出改进方案，并通过民主协商决定投资方向。事实上，所谓“参与式预算”体制已被巴西的部分社区所尝试，它不能被视为大政府（避开中央规划，直接从网络成员那里获取智慧），但也有别于小政府（不涉及税收减免等，也不依赖特定的志愿者）；它是一种网络化的直接民主——有别于通过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委托管理，而是对日常问题采取细密的、持续不断的反应。

约翰逊相信，这个原则可以拓展到选举资金筹集方面。也许，我们没必要在中央统一资助和完全的自由市场之间二选一。在大选年，为什么不可以让公民有权使用各自已缴税款中的一部分——比如说50英镑，来资助自己欣赏的候选人或政党呢？

自由主义者与对等进步论者的区别何在？书中给出的线索是，自由主义者都喜爱专利。约翰逊讽刺道：“当知识产权被摆到桌面上，所有那些对自由的强调都跑得无影无踪了。”以他之见，即使在商业世界，合作式的对等网络相对纯自由市场依然有优势。从治疗艾滋病到私人太空飞行，人类进入美好未来的希望，也许都取决于前一类方案。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知识共享，从而使网络的“蜂巢意识”（或曰集体意识）能够得到落实和改良。

最后应当指出，《完美未来》仍然带有过度理想化的乌托邦主义痕迹，例如，约翰逊没有充分解释，他描绘的愿景怎样才能规避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暴政”的风险？不过话说回来，本书给出的只是一张包含广泛可能性的草图，而非详细的政策处方，换言之，可以期待今后进一步完善。在阅读过程中，普通读者只要受到启发、获得鼓舞就够了。

□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