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转型关键看中等收入群体

实现蔡昉说的，从需求让他们扩大潜在增长率，在我看来，恐怕未来到2020年，至少中等收入群体要占到总人口4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至少有6亿中等收入群体，才能形成有效消费需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只有做这个才可以，用五到十年基本形成消费拉动增长格局，基本奠定“橄榄型”社会的基础，共同走向富裕的趋势，这个需求更需要机会公平。

今天讨论机会公平，我想说讨论提出三个问题，一个讲身份公平，我把机会公平分为三层。机会公平与人口城镇化，刚才蔡昉教授谈到这件事情，我们城镇化率虽然是51.3%，但是人口城镇化只有35%，世界平均水平是52%，我们现在人口城镇化率是相当低的，为什么人口城镇化率相当低？我想集中体现在身份公平，就是没有解决身份公平的问题。

中产阶层的出现，是伴随着城镇化快速增长的产物，更是以人口城镇化为基本依托的。工业收益，服务业收益显然大于农业的收益，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矛盾问题在于，它的身份问题。改革开放34年，我们在身份公平问题和与身份相联系的制度没有解决，所以这一部分人无论在需求方面，就是有效需求方面，还是在各种行为方面，都很难起到长期的、有效的积极作用。

所以，现在来看，这次提出户籍改革，有序市民化，以及公共服务全覆盖，恐怕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不太赞成有人提出的，中国十年解决农工民城市化，这太脱离国情了，从现在来看，我看，三五年内就应该解决这个事情，其他就是流动人口的管理。如果这件事能够解决的话，人口城镇化率到2020年，我想应该达到55%，我们城镇化率60%以上，人口城镇化率不低于50%这样才有可能。最基本条件是，中产阶层能够在那个时候达到40%左右。这样我们说的支撑中国7%到8%的增长，这才有一个最重要的现实基础，否则这个很难，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很赞成城镇化，人口城镇化。

第二，权利平等，与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平等化。中产阶层的出现即是贫富差距不断缩小的结果，也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内在要求。现在和农民工相联系的，我们看到公共服务为什么平等化享受不到。首先是身份不一样，带来的权利是不一样的。那么从城里来说，比如养老保险，保会长的养老保险和我可能不太一样，公务员养老保险，事业机构养老保险，企业机构养老保险差距很大。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到退休一看，从机关到这里，处长这一级和机关同处长比，每个月少2500块钱，真正按照企业算会更低。

这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随着身份不均等，权利不均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有很多事都体现出来了，我想权利公平是机会公平的核心，权利不公平我们何谈其他的公平？为什么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我们这些意见在有些重要场合也提过，这些东西是需要改变的，怎么改变呢？从现在到2020年，我们已经宣布了基本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不是以公平为基础？这件事情需要解决，第二个怎么解决？

李剑阁是国有重要企业董事长，国有资本问题我提出公益性的问题，是全民财产，有多少权利享受这个财产，能不能在解决社会公平方面发挥它的特殊作用？到今天为止，央企出的钱只有10%，左右最高不超过13%，这样一种格局需要改变，所以我想谈机会公平和中等收入群体，最核心问题是权利公平，只有权利公平，我们再分配，工资可以不高，但是我需要有权利协商、谈判。这样的话才有可能来缩小贫富差距，用权利公平来缩小再分配的差距，从而为中等收入者形成创造一个重要的条件。

第三、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的基础社会建设。我想机会公平除了身份公平、权利公平，还有一个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什么呢？我这里具体指的是，大家对财政支出收入有权利来了解，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平分配的环境，就是政府拿着公共财产到底干什么？有必要在会议上公开。第二个我们讲官员财产公开，它是社会公平最重要的部分，连这件事情都达不到，我们收入分配基础制度从哪来？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在座大家可能有感觉，比如说收入多，在腐败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就是我收入高一点，拿过来砸到中等收入群体，民众也不认同，因为社会整个信息是不公开的，存在着很多很多问题，所以现在问题最大的，有一部分人收入水平到了一定阶段，但是认同感缺失。

我零碎的讲三个事，我们未来如果到2020年，十八大提出来这两个倍增要实现的话，关键问题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如果没有中等收入群体，从现在3亿左右到6个亿左右，然后占人口40%比例的话，恐怕我们实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是很困难的，支撑中国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时候，是缺少条件的。从这个方面来看，我十分赞成蔡昉教授说的，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没有公平难以形成新的有效激励，没有公平难以形成有效的效率，即使把蛋糕做大，这个蛋糕未必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