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邓小平的改革经验值得今人借鉴（2）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民主模式，不必按照西方的做法

文汇报：您的《邓小平时代》为西方读者了解邓小平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解读。“中国的转型”是这一解读的关键词。从现在开始的又一个十年，中国是否依然处在转型之中？

傅高义：是的。胡锦涛所作的十八大报告有很多重要内容，关键是怎么让这些成为现实。我认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够团结一致，继续大胆地改革，但方向要很清楚。

首先，中国应该更重视法律，对待腐败问题应更严厉，法律要取得更高的地位。我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与我们西方是不一样的。在美国，违反法律的算腐败。但是依我看，中国的腐败问题很复杂，不单单是违法不违法的问题。政府决策有时缺少透明度，有些接近高层圈子里的人，他们得到的机会比别人都好。因此，反腐败是非常难做的事。但是，中国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相信，十八大以后，中国政府会推出更加严厉的反腐败措施。

第二，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应该加快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很多人提到民主就担心“乱”，但是，随着中国大多数人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教育水平的提高、知识的普及，推进民主有了比较好的基础。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应该有很多聪明人到学校学习，更了解世界，增长才干。我想，要是邓小平还活着，他可能会说，先让社会安定下来，再提高人民的素质，逐渐推进民主。我还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民主模式，不必按照西方的做法。东亚的历史表明，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并不像印度那样完全是美国标准下的民主国家。有时候需要将权力集中起来，通过政府的力量来促进发展。比如，新加坡是一党执政，却是一个不错的模式。

文汇报：您的书中强调个性对于邓小平成为一代伟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比如坚定、有条理、强势等等。不过，在否定“文革”之后，中国迎来开明的政治大环境，这是否更重要的一个大背景？

傅高义：我想是的。邓小平之所以如此成功，不仅有其个人的因素，而且有时代的因素。威信、经验、时代背景，合起来才能使他这么成功。我个人的看法是：人不一样了，时代也不一样了，以后不大可能会再出现邓小平那样的人物了。

文汇报：领导力（leadership）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政治领导人坚强的领导力是不是显得更为重要？

傅高义：我想是这样。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很不容易。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历史这么长，如果领导人缺乏坚强的领导力、权力太分散的话，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就很难控制，中国就会乱。有人说，中国是权威主义国家。我认为，中央政府的确比较有权威。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现在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时是不够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不畅，情况就会混乱。

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正值“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全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乱，简单地依靠法治搞建设是行不通的。还有一层，我觉得当时很多干部怕这怕那，不敢动。“文革”中，人们学到了许多“经验”，最好是不做事。但是，邓小平敢想敢做，他也一直希望那些干部敢作敢为。当时的难处在于，如果对干部要求太严格的话，当时就没有人敢做事。因为需要人干事，所以，邓小平有些让步。在我个人看来，当时他的政策是对的。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完全是需要的，何况1980年代腐败还不算太严重。邓小平觉得最好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都有好的领导班子。通过改变任免干部和考核干部业绩的标准，邓小平使整个干部队伍的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官员们变得开明务实，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但是后来，情况有所改变，现在的情况则与1980年代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要是邓小平现在还活着的话，他会认为反腐败非常重要，是个政治问题，影响到老百姓对政府的看法。1980年代，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搞好经济建设。但是，现在老百姓对政府的看法，不仅仅是看经济增长的绩效，还要看能否控制腐败。因此，邓小平会大胆地为反腐败做一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