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邓小平的改革经验值得今人借鉴（4）

中国强大了，有一些外国人怕，这很自然

文汇报：英国人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前段时间在《伦敦书评》评论说，您的《邓小平时代》与基辛格的《论中国》等书都是“在西方视野下”（under western eyes）迎合“中国热”(Sinomania)的产物，对这样的批评，您本人是怎么看的？

傅高义：我觉得他没有认真地读过我的书，甚至根本就没有念过我的书，因此，他不理解我的书。所以，我不会理会他。他的评论，我觉得无所谓。我这本书首先是写给西方人看的。因为在我看来，在西方世界，邓小平的地位被低估了，当提及20世纪的伟人时，人们不一定立即会想到邓小平。我想改变这一偏见。

在计划出版这本书时，我并没有考虑到出版时机。原来计划5年能写完，结果写了10年。不过，出版时机还算幸运。假如在20多年前出版，很多西方人很可能难以去客观看待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

我知道，很多学者、记者、评论家评论我的书，说的都是好话。但是，也有对中国存有偏见的西方人批评我的书。他们认为，我对邓小平批评不够，对中国政府批评不够。我自己的想法是，我研究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评论”；尽量客观地写出邓小平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这也是我的原则。对于这一点，我想，用邓小平的话“实事求是”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我相信读者会根据自己的判断下结论。

文汇报：1970年代您在香港根据当时所能获得的材料撰写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1949-1968)》，1980年代您深入广东调查研究后写出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新千年里您的《邓小平时代》更是“十年磨一剑”。今后，如果写作有关中国的书的话，您还会有什么考虑？

傅高义：我今年82岁了，写《邓小平时代》用了10年时间。曾有人问我，要是你再写另外一个领导人的话，你比较有兴趣的是谁。我回答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写朱镕基。但是，我恐怕没有精力这样去做了。我现在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我正在考虑的是，上世纪50年代我刚开始做日本研究时，日本经济还没有起飞，韩国也没有，台湾、香港地区都是如此。几十年来，我看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现在它们又都面临着从高速发展到低速发展的问题，那么，这其中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打算做一两年的研究，多了解这个过程，去分析一下这个变化过程，期望能写一本篇幅比较短的书。

文汇报：有人评论说，您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尤其是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次重要出访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四国之行。您觉得邓小平当年的外交活动对当今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有何启示？

傅高义：中国已然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国，它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应该更加自信。但我认为，“韬光养晦”仍然适合中国的和平发展，适合当今世界的需要。最近南海气氛紧张，外国人有很多怀疑和担心。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要以行动来表明，中国永远不会做霸权主义的国家，如果获得别的国家理解的话，对改善中国自身的发展环境也是有利的。

文汇报：其实，将您称为“汉学家”可能有失偏颇，因为您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据说您的日语说得比汉语还好。您如何评价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傅高义：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根据芝加哥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调查，在美国，领导人（企业界、学界、政界）与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不一样。美国大选中候选人拿中国说事，其实就是为了迎合选民。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负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冷战时期中国和美国是站在一起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而现在关系变了；二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历史上一直乐观的美国人开始担忧自身的前景；三是，中国发展非常快，中国人工作学习非常勤奋，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会超过美国。美国在对华态度上，一直就汇率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指责中国。此外，美国对中国的军费开支始终存有疑虑。现在，中国已经是强大的国家，力量越来越强大了，有一些外国人怕，这很自然。所以，需要处理好这个问题。

中日两国搞好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邓小平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访日的领导人。他还与天皇见了面，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

假如美国需要就某个重大问题，比如10年计划，与日本或中国进行磋商，选择中国将更有意义，因为中国的决策速度更快。日本的政治是零散的，领导人不停地更换，什么大事也决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