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邓小平的改革经验值得今人借鉴（3）

邓小平的改革经验值得今人借鉴

文汇报：中国地域广大，通过某一地的成功试点、然后在其他地方推广的试错方法，对于中国的改革很重要。您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就总结了广东的经验。中国改革进入下一个十年，试错法对中国改革依然重要吗？还是像许多人说的，中国的改革更需要顶层设计？

傅高义：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要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想，当时还没有很清楚的蓝图，他要看情况，要试验很多事情。他是一个务实的、实事求是的人。邓小平将改革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进程，他的经验值得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借鉴。邓小平认为，在领导支持改革时，应该在条件有利的地区先行试验。当新的方案奏效后，让各地领导亲眼目睹所取得的效果，然后再派遣那些先行实验的领导到全国去传授成功的秘诀。例如当时在深圳和其他经济特区，台商和港商纷纷前来设立新企业，制定新的高效管理标准，随后，这些做法从中国的沿海开放城市向内陆城市逐渐扩展。

我认为，如果说“设计”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蓝图，比较清楚每一步该怎么走。邓小平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试试看，看情况，成功了就可以再走。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广东做过研究，印象最深的是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退休以后说过的一句话：我是搞“经济特区”的，为什么不能搞“政治特区”？那是很大胆的想法。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认为，还是对的。政治改革必须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我觉得可以选择思想比较开放、基础比较好、比较了解改革的某一个地区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

邓小平并不反对政治改革。1980年代，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他认为这需要时间，毕竟，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任何新的做法或变革，或许都要先从部分试点起步。他怕中国乱，所以，他主张先有安定，在比较和谐的情况下，慢慢搞政治改革。

文汇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见证人，在您看来，改革深化与公平正义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傅高义：有些人，包括我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朋友，抱怨说改革开放的步子太小。但是，我认为，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为改善民生的的确确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农业税被全部取消，9亿中国农民因此受益；再如，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已覆盖全国95%以上的人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保网；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得以继续，社会比较安定，全民受教育程度提高。这些成绩都很了不起，也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好的基础。

当然，我也认为，现在的社会情况与十年前不同，特别是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依我看的话，即使改革有风险，现在也的确需要通过更多的改革来解决相关问题了。我是一个外国人，我这样说并非出于外国利益的考量，而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从美国的立场来说，如果中国改革取得成功，也符合美国的利益，那样的话，美国也满意，而且也容易与中国交往。所以，我认为美国的立场与中国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社会安定、把腐败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不但对中国有好处，对外国也有好处。

文汇报：30多年前，您写的《日本第一》畅销全球，“日本模式”风靡世界。然而，最近20年，日本陷入停滞。作为40年来密切观察过日本崛起的著名学者，在您看来，日本的教训对中国发展能带来什么警示？

傅高义：很多人误会了我所说的“日本第一”的意思。我写那本书是在1979年，我当时没有说日本的经济水平最高，或者说日本会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第一”指的是，日本在很多方面做得确实非常好，是值得学习的。比方说，日本的社会治安非常好，犯罪率低，社会相当安定；日本把教育看作立国之本，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教师社会地位高；日本的质量管理也是世界闻名的。从1964年到现在，日本的高速铁路很少死过人，这是个了不起的事啊。因此，那本书的全名是《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我当时呼吁经济发展停滞、缺乏活力的美国向取得巨大成功的日本学习。

日本从高速发展到低速发展，他们的问题有些方面比中国更大。在美国，如果一个公司出现亏损，老板炒员工的“鱿鱼”是家常便饭。但在日本，不能这样做。由于实施终身雇佣制，在整个社会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时，企业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变化，很难迅速降低劳动成本，从而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所以，如果从经济方面来看，“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公司收入下降、股票价格下跌、市场表现不好，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日本。1989年“泡沫经济”破灭时，日本人其实非常认真地做了不少工作，政府也照顾工人和普通百姓。终身雇佣制在稳定社会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因此，社会还比较安定。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社会稳定问题也相当突出。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为稳定夯实基础，先把农村问题、医疗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解决得好一点，才能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