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需要自己的评判标准

中国的崛起，显然需要文化的支撑。

当前，整个社会处在前所未有的巨变和转型之中，多元思想和价值的出现、原有信念和规范的瓦解。这让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化、如何实现文化的崛起，充满疑问。

而且全球化已势不可挡，中国文化的崛起基本不大可能是自顾自的言说，而必须要处理甚至重构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张旭东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建立中国自己的评判标准，而且要有更高的高度。

很显然，提升中国文化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智慧。而如张旭东所言，大学在这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中国文化需要自己的评判标准

21世纪：谈到中国文化，就不得不提到莫言在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个奖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是中国文化的成功，还是中国文化成功赢得了西方认可？

张旭东：文化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我感觉这么问对莫言个人来说不见得公平，因为我们并不能要求一位当代作家为中国文化的意义负责，也不应该以一个文学奖项来作为西方承认或不承认的依据。中国文化的意义，首先取决于当代中国人自己对自身传统的理解，取决于当代中国人今天的集体性选择、行动、成就最终展现出什么样的形象、品格、能力和价值。所以这是一个总体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狭义的“文化”问题。

不过我们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一个更具体的方面：这就是在以全球化和美国实力和价值观为主导的后现代“普世文化”的大语境里，中国如何作为一个新的历史主体表述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以自己的，但却能感染和打动他人的方式去展示自己的形象、讲述自己的故事。莫言文学上的成就，自然和这个大问题有关。

我想在创作领域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在今天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评判标准、一个意义生产的框架。所谓“自己的”，是指这样一个评价、判断和生产意义的系统并不依赖于一个外在的参照系或“更高、更普遍”的标准，而是立足于“我的特殊性本身就是普遍性”这样的民族个性。不言而喻，这种世界历史意义上的个性才是文化的真正底蕴。这种个性能否成立当然需要历史的前提，撇开经济、社会、制度等具体因素不谈，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一个实践中的民族是否在行动中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或情势中已经走到历史运动的最前沿，已经在特殊的环境下在为人类普遍理想带来全新的可能。

从这个标准看，今天我们在中国文化领域面对的许多标准显然不是中国人制定的，而是不得不服从于一种外在的、异己的标准。以别人的标准为参照做出来的东西，在器物层面上行得通，但在文化层面上就是仿作和赝品。因为它自觉不自觉地会变成做给别人看的、为别人的目光、承认和褒奖而做的东西，而它的意义当然只能从评判它的那个意义生产的系统里产生。思考这个评判标准问题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我想我们还不到具体地谈论“如何确立我们的标准”的时候。现在一个比较诚实的态度，也许是廓清这种基于自身社会文化特殊性的普遍性标准本身的几个基本要素。

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个要素：在自身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处理普遍性或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里其实有一个现成的成功的例子，这就是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是近代中国人在自身历史境遇中面对种种危机做出的激烈的求生反应和理性选择，所以它是具体的、“在地的”；但它所涉及和带动的理念，诸如阶级、民族、国家、正义、平等、自由、尊严等等，却属于所有人，是普遍的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由中国革命界定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走在历史最前沿的。这不只是在“发展”意义上看，而也是在文化意义上看，因为一种新的关于人的想象、一种新的民族性格（即我们前面说到的“个性”）、一种新的关于“人”的概念和定义，都将在这个历史的新边疆之中被产生出来。

中国文化生产，即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形象、符号、故事、意义的生产怎样能达到中国革命已经达到的历史水准，才是我们必须有意识地面对并接受的最大的挑战。话说到这里，我其实不太明白今天的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为何如此不自信，为何常常惶惶然地去别处寻找评判标准和意义框架。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实际上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而且这种创造性在它出现之处和出现之时，都已经带着它自身的评判标准：它们都不是在既有的条条框框的祝福下诞生的，这包括我们自己老祖宗的条条框框、革命父辈的条条框框，也包括西方的条条框框。但当代中国文化和知识生产的确远没有达到实践领域里已经达到的丰富性和强度。但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寻找的那个“普遍标准”不在外面，就在我们脚下，在这片土地上，在今天中国人的实践过程中。

21世纪：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建立这样的标准，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把目光对准当今中国的社会实践，从这个实践中挖掘能够支撑中国评判标准的东西？

张旭东：对。这种东西其实也在今天普通的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里，包括他们的情感、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价值，在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之中。

这就过渡到那种普遍标准的第二个构成要素：普遍性文化或文化普遍性存在于底层向上层、由“俗”入“雅”、由“质”而“文”、由“野”至“礼”的运动中。刚才讲到的当今中国理论和观念领域的创造性不及实践领域的创造性，其实也是这种要素的一种体现方式。今天中国社会巨大的创造力、能量和赋形能力存在于底层和基层，往往以比较“土”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方式表现出来，但这种力量处于上升状态、代表新的普遍的阶级的伦理、心理、情感和价值观。今天被中国知识界尊为现代性精英正统的“启蒙”、“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白话文学等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是从居于口语、大众语、俗文学、日常生活领域，由“质”上升到“文”“野”而上升到“礼”的。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以谁的标准”的问题，最终指向一个新的大众、一种新的集体认同，一个新的社会和文化主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指出了这样一个新的历史主体的出现，以这个主体的道德、审美和政治需要去界定新文化的内在认同和价值。如今，我们或许不再以革命战争年代的阶级定义来理解和描述这个新的历史主体，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主体的集体性、脱离它特定的历史实质、精神气质和社会理想去想象中国的文化复兴和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世界意义。我想这是当代中国文化或意义生产的内在的普遍性框架。

21世纪：在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国家的边界都被打开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哪个社会能够置身事外。在这种形势下，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强势和道德优越感，中国文化是否只能作为一种局部的，甚至边缘的存在，在他者的评价体系中，失去真正的自我认同呢？

张旭东：全球化既包括超越民族国家、超越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的东西，比如经济、技术、流通、消费领域里的理性化分工和资源配置，但也包含许多依赖上述种种因素的成分。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去试图争辩哪些东西是“全球性的”、哪些东西是“民族性的”或“地域性的”，而是应该去分析什么样的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更具有总体性，换句话说，更具有包容、吸收、转化、整合最大限度的多样性、丰富性、冲突、矛盾的意愿、能力和现实可能性。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Aufhebung）概念，指的不是在矛盾对立一方如何简单地“克服”或“吃掉”对方，而是如何把对立面保持在自身的概念中，作为自身同一性的一个环节、一个组成部分、一种经验，在“否定”过程中同时又被“肯定”下来，从而达到概念的“否定之否定”，即既超越了自身的对立面，又超越了对这种对立面的简单超越或对自身的同语反复式的简单认同，达到一种丰富的综合。

这个思想对我们理解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仍然是很有帮助的。这也就是我想强调的第三个要素：文化和意义的问题，只能在总体性的概念框架内解决。简单地说，谁服从谁的标准，最终取决于哪个社会文化系统和政治经济系统更富于总体性，更能在自身的理想和现实中，包含他人的理想和相识。在人类历史的语境里面，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方式相遇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冲撞过程。中国文化需要站得更高，但这牵扯到经验、技能、眼界、活动的范围等等因素。在这个环节上，当代中国文化和文化生产机制的弱势，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软实力”的相对匮乏，其实反映了当代中国总体经验的相对的局限性和不成熟状态。意义生产和价值生产不是能够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调控的。所以我对眼下一些以“工程”和“政绩”方式搞文化（包括学术）的做法是不抱什么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