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为什么高增长在中国难以为继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回答过去的高增长是如何取得的。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从低基数开始。基数低、规模小，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初阶段实现高增长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包括结构、制度和政策三个层面。

在结构层面，主要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经济结构（例如从农业转向工业经济）、开放（投资和贸易）等。这些因素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已经有很多分析。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这些因素互相关联和强化。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例如农民工）还是开放（加工业），其核心都是人口红利。这些年来，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制造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1985年，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80%左右。2011年，农村人口已经低于城镇人口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应当指出的是，技术的提高来自于应用，而非创新。无论是国内的企业的技术，还是外资企业的技术，都依赖于现有技术的应用和扩散。

在制度层面，主要是改革。改革本身也在几个层面上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是通过改革废除了诸多旧的、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农业集体化。其次是通过改革促成了一些现存制度的变迁，使其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如保存了国有企业，但却改变了国有企业管理的激励机制。其三，通过改革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来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如说财政上的分税制。在这方面，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中国的体制改革涉及到几乎是所有的领域，包括宪法、法律、行政等基本国家制度，和税收、财政、金融、产权等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所有这些制度上的变化，才促成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制度。

在政策层面，促成高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是学界和政策领域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这里又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国家是如何通过干预经济来实现高经济增长的。首先是国家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高增长是投资驱动的。其次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经济增长的速度。再次，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来保证高经济增长。如果说在前面两个层面，也是世界上其他政府经常使用的方法，但把国有企业作为工具来实现高经济增长，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1990年代中期，通过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对大型国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而对中小企业则实行中国式的私有化，即民营化。“抓大”和“放小”都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不仅被用来应付金融危机，而且被用来保障维持高经济增长，即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有企业部门，促成其经济活动的大扩张。

所以，当今天人们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从高增长阶段，进入到中等增长的阶段，就意味着上述三个层面的要素所能带来的发展动力，都已经不足以继续支撑以往的增长速度。这要求对这三个层面逐一进行一些分析，然后寻找如何通过改革，再次激活这些层面的要素，或者如果这些要素不可能再被激活，就要寻找新的增长要素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