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为什么高增长在中国难以为继（3）

城市化是唯一增长动力

在结构层面，唯一有希望可以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城市化。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是生产要素（包括人力、技术和资本）在市场中的合理流动。过去30年间，部门间的要素流动提高了生产率：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国内国外之间。城市化未来可通过加强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流动，进而提高生产率。如果有足够的改革，中国的城市化或者新型城市化，可以继续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但这需要大量的改革。

这里还须要加以特别强调的是，人们往往给予高度关注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须要再讨论。不过，技术创新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多还是会继续依赖技术的应用，而非创新。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重视创新，或者中国不需要创新，而是因为创新往往是可求不可得。中国的技术发展模式更多的会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应用技术并在一些方面加以改进或者创新式改进，但不会是像欧美的创新模式，即原创。

在政策层面，凯恩斯主义似乎也到了尽头。在过去30多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内地，中国的基本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过度投资的趋向。例如，桥梁、公路和码头等拆了又造、造了又拆，尽管国内生产总值有了，但对人力和资本，尤其是一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造成了过度的浪费，不能对经济质量的提高有任何帮助。同样，国有企业的简扩张也难以为继。过去数年的大扩张已经造成了极其负面的效应。国有企业的大扩展挤占了原来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民营企业的发展越来越难，既没有投资的空间，也缺乏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当然，这并不是说，投资不再重要了。尽管在很多地区，中国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已经过度，但在西部地区仍然有空间。不过，基础实施的投资和经济活动量的大小有关联。西部投资规模可以有多大，取决于西部经济活动的规模。而西部经济规模的变迁，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

中国未来主要的投资领域是在社会领域。很简单，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社会投资远远不足。中国的社会政策刚刚开始，仍然需要大量的对社会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和医院的投资。例如，中国的学校建筑尤其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建筑和教育设施，质量极其低下。再如，因为老龄化社会来临，医院和养老设施严重不足，需要大量的投资。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些社会投资对经济增长会有间接的正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建设消费社会的途径，但社会投资已经不可能支撑经济高增长，也不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的科技政策趋向。中国经济要提升质量，实现从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科技是关键，对科技研究要作大量的投入。这一点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国家主导的科技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往常的情况是，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投入科技创新。而接受国家资本的往往是国有企业，而非民营部门。尽管从中国现实的情况来说，很多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技术创新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就不能创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不比国有企业的低。因此，科技投资的分配必须把民营企业考量在内。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些经济体都是通过培植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而崛起的。中国如果一味地把科技创新的大量投资，注入国有企业而歧视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不仅没有效率，国有部门反而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把科技创新演变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科技创新最终必然会演变成经济活动的简单扩张。同时，从长远来看，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国家的经济结构会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

尽管中国外向型经济仍然会继续，但外向型经济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促成中国经济的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