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网络反腐缘何口味愈来愈重 − 社会 − 理论大视野 − 文库 − 宣讲家网

继雷政富之后，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成为近日被民间网络反腐“击中”的又一名官员。

11月28日，网民“风雨过后见彩虹”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组视频和照片，称单增德与一单身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长达6年，并为对方写下“离婚保证书”。当情妇已成其仕途上的“包袱”，单便动用警力，非法将其拘禁。

尽管举报内容当日即被删除，但却引起了官方重视。

次日下午，山东省农业厅办公室传出消息，此事已被“汇报给了领导”，正在核实中。11月30日晚，山东省有关部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透露，经初步核查，“风雨过后见彩虹”举报内容属实，山东省纪委已经立案调查。

此时，距离雷政富被免去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接受重庆市纪委立案调查，不到8天时间。导致雷政富被查的不雅视频，同样是被网民在微博上发布，也同样在发布后，政府迅速启动立案调查程序。

“仅用了63个小时，一个正厅级干部就这样被微博秒杀。”这成为网民评论和媒体报道中使用颇多的一句话。而在雷政富、单增德们的“暴露”过程中，“民间网络反腐”的是是非非，又一次成为公众视野中的焦点。

热闹却“非主流”

如果要梳理中国民间网络反腐的历史，200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在这年12月，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被众多网民“人肉搜索”。导火索则是其对媒体发表“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的言论。

蹲守在电脑前的网民们最终没有白费力气。很快，周久耕就被发现，他抽1500元一条的香烟，戴名表，开名车。这位风光一时的局长，当年就被免职。次年3月，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最终因“受贿罪”身陷囹圄。

尽管在周久耕之前，就有零星的网络民间反腐行为出现，但2008年仍被普遍称为民间网络反腐“元年”。当然，在这一年中，官椅被掀翻的还不只有周久耕。据统计，当年有十多位官员与周久耕一道领教了网民们“人肉搜索”的威力。

网民“大禹2468”认为，在2008年发生的冰灾、地震、毒奶粉、火车事故之中，民间网络反腐“最应该记入史册”，“其政治上的深远意义，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才能凸现出来”。

有媒体盘点发现，实际上真正的民间网络反腐成功的案例其实“相当稀少”。

“2009年全国性的网络反腐被查实的案件据人民网盘点为9件，2010年和2011年均不足10件。网络反腐在总体上更像是一件偶然的成功，而且需借助相当的条件推动由于网络持续的关注成为全国性的热点新闻，不是如此的网络反腐信息，最终往往就因无人关注而消失在网络信息海洋。”

2009年年底，还有人公开撰文称，网络民间反腐流于“零打碎敲”，尚不成气候。

也有人对形势保持乐观。署名为“吴平平”的作者，称2009年令人“眼前一亮”。他(她)在文中历数被网民曝光的奢华建筑：“白宫式的市政府”、“部长级的区政府办公楼”、“罗马花园式的县委领导公寓”等，并称“似乎预示一场大规模的网络反腐即将到来”。

然而，不管对民间网络反腐的功绩做大或小的判断，与官方的网络反腐相比，后者显然要沉稳许多。

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这是最早出现的中国官方网络举报。2005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网上举报由此正式纳入了官方权威反腐渠道。之后，地方政府在网络反腐也有了尝试。2008年，株洲市在全国推出首个网络反腐操作办法，在网上建立“网络反腐中心”。2009年6月，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09”初启用时，这条反腐热线一度被“打爆”。

有媒体报道，中央纪委网上举报中心仅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举报、有效举报比较多。而最高检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多件。而在去年国内兴起的民间反腐网站搜集的举报中，真正有价值的线索很少。

“网上举报已经成为举报人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的主要途径。”时任最高检控告检察厅举报工作处副处长白会民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高调是为了高压

网民“花果山总书记”因为多次根据新闻报道画面，为官员“鉴表”而走红。他对媒体称，自己所做的事情，逐渐变得没多大意思了。原因是，看多了民间网络反腐的新闻，网民甚至一度进入“审丑疲劳”。原本容易兴奋的网民们，见多了官员手腕上的名表，口味越来越“重”。“价格低于10万元的表，难以引发他们(网民)的兴趣。”

这或许可以作为前述媒体所称“偶然的成功”的一个注脚。

与低调的官方网络反腐不同，民间网络反腐的每一次行动，几乎都很高调。这也和它有别于官方的反腐路径有关：由于缺乏制度规范、人力物力跟进，只得抓住吸引眼球的“爆点”，尽量让举报帖“红”得更久一些，同时吸引更多人挖掘内幕。最终，高调引发高压，得到官方重视，开启正规反腐之门。

反观数次民间反腐，基本的模式是：网帖爆红——媒体求证——网间发酵——媒体跟进——司法介入。

事实上，近期的民间网络反腐所提供的材料中，无论是雷政富赤裸的性录像；还是单增德签下的荒唐“离婚承诺书”；抑或“达县县委书记李春有9名情妇”的网帖——被有关部门查证后认为“严重失实”，已足够对人们心中的官员形象造成极大冲击。

这也导致重口味的“情妇反腐”，作为民间网络反腐中的一个单独门类被提了出来。只不过，这个新名词，并不被一些官方人士看好。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表达了“非常重视网络上相关信息的发布”后，同时表示不太主张“情妇反腐”。“如果反腐都靠情妇，取得不了这么大的成绩。”她说。

但对手段有限的民间网络反腐而言，无论是情妇，还是名车、豪宅，都是网民们眼下更容易获取的信息。而与之相对，官员们的工资单、确切的财产数量、亲属的国籍，则是难靠“人肉”查证的。

这也无怪乎马馼在表达完对网络反腐的态度后，又解释一番“三公”公开程序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提出详细的要求。有的部门正在商量如何进一步推进它，让它更详尽。”

争议中的“锣鼓喧天”

从中国民间网络反腐“元年”开始至今，就一直存在正反两面声音。

有人将民间网络反腐者称为“网络纪委”，认为其反腐“成本低、效率高，让心中有鬼的官员们谈网色变”。

“互联网的普及，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加为民间网络反腐提供了肥沃土壤。网民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网络反腐具有开放性、低门槛、内容简洁性和终端扩展性等特性，瞬时畅诉主动和被动群体的不同感受、发挥对问题官员的及时震慑效应。”网民“范新云SHMSA”认为。

网民“田海康”则表示：“民间网络反腐，百姓落实惠，功劳归官方，各取所需，不错。”

网民“黄土高原农夫”觉得，近段时间各地官方对微博上民间反腐信息的重视，“似乎体现了一种新气象”。他(她)同时称，“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鼓励民间、网络的反腐，就是一种依靠群众力量反腐的好渠道、好办法”。

中国民间网络反腐的现象也早为外媒所关注。2009年6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尽管近几年民众通过官方反腐渠道进行举报的热情有所降温”，但网络民间反腐却“成绩斐然”，“中国民间反腐已从传统的举报、信访等方式，逐渐转变为以网络为平台进行反腐，形成体制外一支重要的反腐力量”。

另一方面，民间网络反腐的弊端也已经显现。

据媒体报道，雷政富事件之后，一名厦门女大学生写真照被盗用成重庆雷政富情妇照片，莫名其妙地被卷入到舆论的漩涡之中。因此，“如何避免伤及无辜，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网络举报的先天弱点”。

被外界称为“民间第一职业举报人”的姜焕文也认为，网络只是一种缺乏规范的技术，民间网络反腐并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标本意义。

最高检发言人也曾表示：“我们绝对不提倡在公共网络上举报。很多人为了发泄义愤，在公共网络上举报，但效果适得其反。这些信息让被举报人知道后，他会有所准备、会串供，导致很多事情查不实也无法查实。反过来被举报人会告其诽谤，司法机关只能追究举报人的诽谤责任。”

尽管中国民间网络反腐既缺乏法律的支撑，也不被官方认同，但却呈现出“锣鼓喧天”、方兴未艾之势。

有媒体根据近期网络民间反腐事件总结，政府对网上举报回应时间跨度呈现缩小趋势，这其中有强大的舆论压力因素，也与政府自身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

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用“致命伤害”、“亡党亡国”等词来警示腐败问题的潜在危险，并强调反腐、拒腐的重要性，给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作出了新部署。有分析称，习近平等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在上任之初，首先掀起了一股“反腐风”，有利于树立执政威信，赢得了民意认同，是一个不错的开局“突破口”。十八大之后，中共新领导层如何展开新时期的反腐工作备受国内外关注。

“在中央高层厉声反腐之际，近期多起地方政府‘提速治腐’的案例，也在呼应来自高层这股‘反腐风’。”国内媒体称。

英国《金融时报》也刊发了相关评论文章：“现在中国希望所有人都知道它正在努力根除腐败。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上，几乎所有在会议上发言的人都以某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腐败的极度痛恨。政府已经将王岐山从经济管理者的职位调到打击腐败的岗位上。”

作者帕提•沃德米尔写道：“王岐山是西方人眼中最优秀的经济改革家。我也将助他一臂之力。比如在这个假日期间，如果不清楚每一分钱将花到哪去，我是一元钱都不会捐给他们(中国福利院)的。”

在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反腐问题的背景下，网络民间举报信息更加被重视，也加速了相关案件的处理进程。这可能无形之中，让“网络纪委”们备受鼓舞，从而给似乎越来越火的网络民间反腐更添了一把柴。

制度化是方向

而近日民间网络反腐传达出的积极信息，成为网间热议的话题。

“2013是反腐年，预计每天扳下一个贪官，如此看来会促进两大行业：移民和纪检会招聘。”中国企业界人士刘孝全近日发表了这样的微博。很快，便有网民“狩猎者60”补充：“三是监狱要扩建。”

据媒体报道，很多网友还发出质疑：“曝出一个抓一个、如果没有那些偷拍的二奶和冒死举报的记者，这些贪官何时得以浮出水面？”

“反腐战争中，民间网络反腐只是游击队，要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需要成建制的正规军，多军种开展持续打击。”网民“垃圾工”在微博中写道。

房地产商任志强则用“制度决定疗效”，来评论当下的民间网络反腐。

而“制度”二字，确实是多数人认为民间网络反腐所缺乏的。

眼下的状况是：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发展初期，一方面社会希望网络反腐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揭发腐败官员；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把双刃剑会伤及无辜。同时，民间网络反腐虽然被广泛认为有其价值，却无评价与激励机制合理引导民间反腐热情。